有環保企業致函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稱目前的狀況是“污水廠建在哪，排污就在哪，哪里就會形成黑臭水體。標準不提高，全國大規模治理黑臭水體的行動恐怕會變成一場勞民傷財、無功而返的運動。”

圍繞污水處理廠該不該排放“提標”的爭論，眼下正在許多環保微信群中吵得熱火朝天，唾沫星橫飛。

支持者認為，現行標準過低，污水處理廠排放的水還是污水，比地表水還臟，難以滿足我國當前環境管理要求。呼吁實行特別排放限值，甚至有企業主張大力推廣MBR(膜生物反應器)技術處理工藝。

反對者則認為，排放“提標”不能與水質“達標”劃等號，排放提標只是一種水質達標途徑和管理手段。以環境質量為核心，對環境質量負責，則是本屆政府最核心的施政方針。

污水處理廠“不治污”?

據記者了解，這場爭論的起因是環境保護部正在組織修訂國家環境保護標準《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GB18918-2002)。

該排放標準編制組稱，當前，我國城鎮生活污水量、化學需氧量(COD)和氨氮排放量占全國總排放量的比例分別達到67.6%、37.6%和57.0%，加強對城鎮生活污水的排放控制對水環境質量的改善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國城鎮污水處理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末，2000年后快速增長，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不斷加大對城鎮污水處理廠建設和改造的投入。據住建部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6月底，全國設市城市、縣(以下簡稱城鎮，不含其他建制鎮)累計建成污水處理廠3802座，污水處理能力達每日1.61億立方米。其中，一級A項目約860個，日處理能力2925萬立方米。其中有3000余座污水處理廠達不到一級A排放標準。

環保部去年6月發布的《2014年環境統計年報》顯示，全國城市污水處理廠累計處理污水382.7億立方米，同比上升5.9%，城市污水處理率達到90.2%。

編制組介紹，隨著我國人口的持續增長及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城鎮生活污水排放量將持續增加，預計到2030年達到約600億噸，是當前的1.6倍，按照目前的排放控制水平，城鎮生活污水中排放的COD、氨氮在2030年將比當前增長約33%。因此，城鎮生活污水排放的管理需要得到進一步的重視和加強。

“而現行標準中污染物控制項目偏少。”“除COD、氨氮等常規污染物外，由于我國城鎮污水處理廠還部分接納工業廢水，排放廢水中含重金屬、有毒有害污染物問題不容忽視。”編制組說。

今年兩會前，有媒體發文《污水處理廠為何不治污》稱，“以治理污染為本職的污水處理廠，竟然成了超標排污大戶。”文章分析認為，最直接原因是這些污水處理廠的運行、監管出了問題。

文章稱，比如根據現行《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其達標排放COD的最高許可范圍在50—120毫克/升之間，但這一要求遠低于地表水國家標準——三類水COD最高濃度是20毫克/升，即使被視為污濁的地表五類水，其COD濃度也不能高于40毫克/升。這就是說，污水處理廠達標排放的大量污水，仍可能是超出人們預想的劣五類水。文章呼吁“治本之策，在于按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新要求，提高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同時，鐵面無私嚴加監管。”

之后，有環保企業致函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稱目前的狀況是“污水廠建在哪，排污就在哪，哪里就會形成黑臭水體。標準不提高，全國大規模治理黑臭水體的行動恐怕會變成一場勞民傷財、無功而返的運動。”并認為如能將城鎮污水處理達到“特別排放限值(主要指標相當于地表水Ⅳ類標準)”而轉變為可用的水資源，對構建國家水安全戰略體系、推進“山水林田湖”生態文明建設是重要支撐。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文劍平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曾表示，當前，污染物排放總量已經遠超水環境容量的承載能力，現有污水廠出水如按國家一級A標準控制，仍屬于劣五類(氧化還原電位小于-200～50mv，氨氮8～15mg/L)，是城市黑臭水體的主要根源之一。新標準的出臺是推動供給側創新升級的催化劑，能夠徹底扭轉建成一個污水廠即淪為一個新的污染源的不利局面。
污水處理需“兩端發力”

但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原副院長兼總工程師夏青等專家卻持有不同的看法。

夏青是環境規劃、環境標準、環境標志領域的專家，主持了長江、黃河等五大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擔任過淮河、太湖、南水北調東線治污規劃技術總負責人，并參與制修訂了國家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

連日來，夏青在其“夏青說綠”個人微信公號中，連發三篇質疑文章，稱《污水處理廠為何不治污》是一篇“奇文”。夏青認為，以“污水處理廠為何不治污”為題，是在亂扣帽子。事實上，“過去20年，全國水污染物總量削減，基本壓在污水處理廠肩上。”

夏青認為，不能混淆排放標準和質量標準。“即使污水處理廠出水按24項地面水指標考核都達地表水標準，那也是污水廠再生水，不是地表水。再生水派什么用場?除了安全、健康因素，老百姓的感情因素也是必須考慮的。”

夏青說，提高排放標準不是治本之策。而排放標準不能隨意加嚴。他說，我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建立的兩類兩級中國環境標準體系，規定了質量類標準基于保護水生生物和人體健康，排放類標準基于技術經濟可行性。國家級標準管全國，地方級標準反映地方特征，嚴于國家標準。在這樣一個大體系中，排放標準只是水污染治理大系統的一個環節。

“正確的排放標準一定是處在水污染治理的大系統決策中，反映國家技術經濟可行性，促進多種環境管理手段并用。必須反對任意加嚴排放標準限值，搞一個特別限值去搶占環評、規劃、特別是排污許可證的執法空間。”

夏青說，要求全國的污水處理廠都實現地表水要求，且不說地表水與再生水的差異，只討論盲目提高全國污水執法底線，讓老百姓多掏多少錢就足夠了。因為，本來可以利用環境容量減少投資的條件被廢棄了，不同功能區水質管理目標減少投資的差異性被忽視了，達到同樣水質標準可以為老百姓節約的水費仍舊需要百姓掏出來。

“當然，中國污水處理業也不乏遺憾和隱患。”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曲久輝說，污水處理業從頂層設計到具體實踐，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缺位導致行業的短視、粗放、混亂，甚至劣質。

清華大學教授、環境學院副院長王凱軍介紹，我國絕大部分污水處理廠取消了初沉池設計，大量采用延時曝氣等高能耗工藝，以高能耗為代價實現污染物削減與減排，形成了“減排污染物、增排溫室氣體”的尷尬局面。

去年底，水處理企業賽萊默公司在第十屆中國城鎮水務發展國際研討會上發布一項最新研究報告稱，利用現有污水處理技術提升能源效率，相關CO2排放量可減少一半。該項研究調查了美國、歐洲和中國三大地區的污水處理行業，發現在不增加成本或降低成本的情況下，可實現約50%的電力相關減排，其中中國二氧化碳當量年減排量有望達到1300萬公噸。

賽萊默公司中國總裁呂淑萍說，“我們發現中國在投資回報和減排方面具備最大可能性。在中國，幾乎100%的減排都是在不增加成本或降低成本的情況下實現的，而且二氧化碳當量年減排量有望達1300萬公噸。”

夏青認為，真要污水處理廠提標，就再不能在終端賣力，讓十大污染行業的帽子繼續留在污水處理廠。必須在前端源分離下功夫，從糞尿不入污水處理廠開刀，用城鄉營養物綠色大循環的戰略措施為污水處理廠分擔壓力。“簡單壓污水處理廠，是鞭打快牛的做法。”

過去20年，全國水污染物總量削減，基本壓在污水處理廠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