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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中國的商業倫理

2010-10-12 10:59 分類：企業專欄來源：東方企業家

中國為什么沒有獨立的商業倫理？

　　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現了一個（我們認為）其發展具有世界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現象，這究竟應歸結于怎樣一些環境呢？

　　1904年，四十歲的德國宗教社會學教授馬克斯。韋伯提出了這個問題?？峙逻B他自己也沒有預料到，也就是從這個設問開始，西方資本主義完成了一次自我的倫理軸心化。馬克斯。韋伯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他將人類文明的新革命——資本主義運動進行了一次非經濟層面的文化詮釋，從宗教倫理、民族傳統的角度重新詮釋乃至定義了資本主義的精神。他的這一工作產生了決定性的成效，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一個世界性的共識。

　　作為韋伯論述的對應體，東方文明從此陷入到一個巨大的被動境地之中。它必須解釋，為什么眾多早慧的東方文明無法誕生資本主義？韋伯在另一本作品《儒教與道教》中分析了中國宗教的這兩種基本形式對經濟生活的理性化能力問題。他斷言，無論是哪種都不具備新教那樣的責任倫理觀，因為儒教，作為支配性的終極價值體系，始終是傳統主義取向的，對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適應而不是改造的態度。

　　到1980年代之后，隨著新儒家的興起，一些美國及臺灣的華裔學者——如余英時和杜維明等人——決定在韋伯流連過的戰場上尋找新的出路，他們試圖證明儒家的千年倫理傳統，從先秦的孔孟到明代的王陽明、清代的乾嘉漢學，都貫穿著強烈的濟世情結，儒家的眾多倫理概念——如均貧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等——與現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點。杜維明甚至認為，只有儒家倫理才能解決當前的資本主義危機，儒家主張天人合一，它的人文精神是全面的，不是單一的。它突出人和自然的協調，以和而不同的原則處理人與群的關系，對過分強調科學主義、效率、自由的西方價值觀是一個反駁。

　　時到今天，盡管余英時和杜維明的觀點在西方知識界還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同，然而，在華人學界卻逐漸形成為一股主流的意見。不過，有一個問題卻始終沒有人解答——如果余英時和杜維明的立論成立，儒家倫理與現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之處，但為什么中國的現代化仍然如此艱難？

　　要回答上述疑問，并不容易，在我看來，答案有兩個：其一是經典儒學大師對經濟行為的蔑視。在先秦諸子中，孔孟對工商業的闡述很少，到漢武帝時期采取獨尊儒術的國策之后，歷代儒家在經濟政策上少有突破；其二，則與中國的大一統政體有關。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在中央集權的帝國模式之下，歷代治國者形成了豐富的、中國式的行政模式和經濟治理經驗，與之相伴隨的，則出現了極富特色的、先盛后衰的工商文明。當中央集權形成之時，必是專制生成、民間羸弱之際，而當地方坐大之時，又必然產生割據分裂的景象。中國所有朝代的興衰更替，無一不是這一邏輯的具體表現而已。而在這一輪回中，工商經濟一次次地成了犧牲品和殉葬品。

　　于是，兩千余年來，我們看到的景象正是，在獨特的國家治理模式之下，中國從來沒有獨立的工商運行體制，所以，從來就沒有獨立的商業倫理。在這樣的前提下，造成的另外一個結果是，企業家階層對自身的身份認同感非常薄弱。

自古以來，對經商者身份的鄙視不僅僅來自統治者及知識階層，甚至連他們自己也對此頗為不齒。費正清就曾經說過，中國商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他的子孫不再是商人。即便到了晚清，先進如張謇，也把自己的下海經商稱之為舍身喂虎。上世紀二十年代期間，上海的出版事業空前繁榮，雜志及圖書印刷總量竟已超過美國，各種雜志百家齊放，可是卻沒有一本商業雜志——僅見的一本是張公權等人創刊的銀行公會內刊，在社會上并沒有公開的影響力。

我們可以認定，企業家階層開始對自己具備了一定的身份認同意識，是本次改革開放的一個重大事件。當然，從現今的景象看，這種身份認同僅僅體現在財富自覺的層面上，在階層自覺上，還遠沒有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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