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去職:市場派學者式微
2011-01-17 15:55 分類:企業專欄 來源:鳳凰周刊
曾經在中國叱咤風云的那一批“市場派”經濟學家,其使命、責任與歷史地位,也許多年后才能逐漸清晰。
□ 記者 李光
2010年12月22日,現年51歲的張維迎卸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一職,該職務由副院長蔡洪濱接任。這一看似正常的人事變動,卻出人意外地引發了關注和熱議。
4年前,張維迎就職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時,曾經說過這樣三句話——“任何情況下,如果多數人不支持我,我馬上就辭職;任何時候,發現有人比張維迎做得更好,我馬上辭職;任何時候,有證據證明張維迎做的任何一件事是出于私心,是利用院長的職位謀求私利,我馬上辭職。”
在這4年任期內,張維迎沒有辭職。現在,面對卸任引發的各種評議,一向高調敢言、個性張揚的張維迎選擇了沉默。
爭議聲中的人事變動
12月22日,即張維迎卸任當天,北大校長周其鳳和組織部部長郭海來到光華學院,與全體教職工參加了工作交接會。張維迎以及同時卸任的副院長武常岐、張一弛并未出席此次會議。
據一位在場教授的回憶,校長周其鳳的發言頗為特別。他先是做了一個正式的官方發言,“代表學校念了一個稿子”,聲明這次換屆是一個正常過程,同時肯定上一屆領導班子的成績。周說,“我認為我是維迎的朋友,但是不知道他是不是拿我當朋友。”
然后,周其鳳又做了一個非正式的發言,他讀了兩條短信。第一條來自光華基金會,表示支持此次換屆工作。第二條是一個匿名短信,大意是:周其鳳,我們鄙視你,張維迎作為一個堅定改革的院長,你居然不能排除阻力,讓他繼續領導光華,作為校友,我們很失望。
此時,新一屆領導班子就坐在臺前。周其鳳緊接著向大家解釋。“類似的短信我收到不止一條,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這次任命的,這些人就是我們光華的校友。”他轉向新任的管理層,“你們的任務很艱巨,你們能不能將張維迎領導的光華繼續領導下去,就在于你們能不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特別是這些有不同意見的人。”
“校長在某種程度上可能也是支持張維迎改革的,”這位教授分析說,“他在用這樣的方式給新一屆領導班子形成壓力。我可以從中體會到他在這種兩難中的良苦用心。”
張維迎卸任消息浮出后不久,華遠集團總裁任志強在微博上寫道:“李彥宏、丁健、俞敏洪這三位北大的杰出校友曾聯名就張維迎卸任一事致信北大。”
亞信科技董事長丁健告訴《鳳凰周刊》記者,他們在一個月之前就得知了張維迎將卸任光華院長的消息,他們致信北大校長周其鳳并不是要求張維迎連任光華院長,而是希望此次光華院長的換屆能夠按照國際慣例公開遴選,而不是以一種“中國特色”的方式進行。“作為北大的畢業生,我們看到光華近年來改革的成效,希望光華能夠繼續作為中國高校改革的前沿陣地,發揮它的影響。”
丁健說,周其鳳肯定了張維迎的工作,但以“時間來不及”為由,向他解釋此次換屆工作已經木已成舟。北大校方反復對外界解釋稱,這是一次“在民主推薦和組織考察的基礎上”的正常人事變動。而內部消息人士卻告訴《鳳凰周刊》記者,此次張維迎的卸任是“權力斗爭的犧牲品,面對國有大學內一點也不亞于其他組織的復雜的權力斗爭,天真的張維迎無法應對,也不屑于應對”。至于孰是孰非,已無關結果。
政府都不待見的主流經濟學家
張維迎從來就不乏爭議。早在1983年,這位還不到30歲的陜西漢子在《中國青年報》發表《為錢正名》:“你能多賺錢,說明你對社會多做貢獻。”在當時席卷全國的“反精神污染”浪潮下,這句驚人之語頓時將他卷入是非漩渦,陷入一場全國大批判。
張維迎所在的西北大學研究生處處長找到他,苦口婆心地對他說:“黨把你們這些貧下中農出身的孩子培養成人,你怎么能寫這樣的文章?”沒辦法,不愛妥協的張維迎違心地在校報上發表了一篇道歉文章。“但這個觀點我一直沒妥協,這篇文章也不是承認我觀點錯了。”他只是強調,在談這個觀點的時候,沒有很好地考慮當時的社會氣氛,沒注意自己的社會責任。
從那開始,在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上,張維迎就已經決定倔強到底了。
1984年,《經濟日報》社聯合多家媒體和研究單位,向全國廣大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廣泛征集論文,為落后于農村改革的城市改革吸納新思想。
張維迎遞交了剛完成不久的論文《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論文組的初審意見是“不用”,復審意見是“此文很好”,據說這是當時剛由《經濟日報》理論部調入體改委的石小敏寫的,如今,他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后來,在石小敏的力薦下,張維迎在當年12月進入了國家體改委,這里匯集了很多像他一樣初出茅廬但是棱角分明的知識分子。體改委的五年是張維迎人生中“激動人心的年代”。后來推動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大部分經濟學家,都有過體改委的工作經歷。張維迎和他們一起,制定和推動了從價格到財稅一系列重大改革。
“回憶起來,80年代經濟思想是最活躍的,對中國經濟改革推動的成效也最大。一個是被壓抑了很長時間后的報復性反彈;一個是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政治家愿意接納這些新思維。”研究經濟思想史的上海社科院經濟所博導鐘祥財曾對媒體這樣分析。
當時,張維迎曾仔細研究大蕭條時期的兩位經濟學家—凱恩斯和哈耶克,兩個人走了完全不同的路徑,一個慢慢成為政府的座上賓,一個逐漸被邊緣化,變得很寂寞,“但若干年之后,真理原來是在他這一方。”
與這兩位經濟學大師類似,國家體改委這批年輕干練的經濟學者,在1989年后開始分道揚鑣:一部分更激進的選擇離開,或下海經商;一部分在體制內走向更高;一部分留在學術界,繼續對改革發聲。張維迎也在1990年離開了體改委,他選擇到牛津大學“充電”。
從牛津回國后,張維迎到北大與林毅夫、易綱等一起創辦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1997年到光華管理學院任教,投身于MBA和EMBA教育。此時的張維迎慢慢發現,自己在政府官員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從前,“我算什么主流經濟學家,政府都不待見。”張維迎曾這樣抱怨。但他依舊像當年一樣,不斷地為改革發聲。
幾乎每一次發聲都招致更大的爭議。
2004年的“郎顧之爭”以及隨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論爭里,張維迎那篇《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句“官員是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更使他一夜間成為“人民公敵”。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但不管張維迎每次如何辯解,都無法平息要求“公平、正義”的民眾心中的憤怒。
未竟的改革:全球范圍遴選光華院長
牛津歸來,盡管張維迎堅持改革的聲音遭致越來越多的質疑,失去了早年在政府層面的話語權,但在北大,他卻在教育系統啟動了另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
“教育體制是我國計劃經濟體制迄今為止唯一沒有進行根本性改革的地方。中國的高等教育處于市場改革最滯后的階段,它甚至比政府改革還要落后。”堅持市場導向的張維迎,決定從這里開刀。2003年,他以北京大學校長助理身份主持起草《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方案》,推出“教員流動”、“不升即退”、“終身教席”等措施,引發大面積反對聲。
張維迎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一個公開的報道稱,張維迎此后在一次黨委測評中得票極少,未能當選黨委常委,他的改革方案最終也未能完整施行。
但張維迎本人并不認為北大的改革“失敗”,至少就光華學院來看沒有失敗。
2006年9月,北大黨委宣布47歲的張維迎接替76歲的厲以寧出任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此時距張在牛津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已逾10年。張維迎首次以一個大學二級學院行政負責人的身份站上前臺。
一位光華教授告訴《鳳凰周刊》記者,盡管2003年的改革在北大沒有很好地推行,但在光華學院,已經基本完成了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的轉型,大學教授的“鐵飯碗”被打破,教授評議機制已經形成。光華管理學院提拔教授,程序都是所有申請人給所有教授作報告,說明自己的研究成果,請大家討論后無記名投票。如果得票率很低,就不會提交到院學術委員會。
要打造一流商學院,張維迎反復強調學術標準。該教授稱,“很多從美國名牌大學回來的教授,也有走人的,到了其他大學可以當正教授。當然,一些人為的干擾因素還是存在的,但總體來說,光華的管理水平已經非常快地接近美國頂尖大學,我自己都很吃驚短短幾年就能有這么大的變化。不管認同還是不認同張維迎個人,我想都很難回避他在這一點上的貢獻。”
張維迎的野心不止于此,他要在光華推進一項更為深遠的改革:對商學院的領導層,特別是院長,要在全球范圍內遴選。
中國高校行政化一直以來飽受詬病,光華學院雖然在教授層面招聘和晉升引入了教授評議機制,但是學院領導層的產生仍被傳統桎梏所束縛。“要形成一個全球公開招聘遴選院長的機制,這條路還非常長。因為光華學院基礎比較好,所以張維迎想在小范圍內推進這個改革。”上述光華教授向記者透露,張維迎曾在2010年年初教職工會議上談到這個問題,他要推進領導選拔機制從行政主導到全球招聘遴選的轉型。
“做這個事情比在教授層面難度要大得更多,畢竟領導的任命,很大程度上是沖擊現有的行政制度,難產也是預料之中的。如果張維迎能連任的話,他一定會開啟這個工作。”
此前,包括美國RUGTERS大學統計系教授陳嶸在內的一批海外學者(均為光華學院的特聘教授)也曾致信周其鳳,希望校方對換屆工作務必慎重,“如果將張維迎換下去,對將來的中國教育改革會起到負面影響。”
然而,就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張維迎失去了繼續推進改革的機會。“對一個推進改革的旗手來說,不能在自己任內實踐自己的理想,恐怕才是他最大的代價。”
主張“鉆狗洞”的“流氓院長”
在中國,改革進程有時并不取決于改革者的個人意志,往往更多地受制于既有的權力結構、意識形態和個人利益的考量。在院長任上,張維迎曾聲稱,他“一直在忍辱負重,為了光華管理學院成為世界一流而忍辱,為他的使命感而負重”。但是,“正如在國有制下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企業一樣,在北京大學建設世界一流商學院也有先天的障礙。”
“一個組織內能力越低的人,權力斗爭的積極性越大,產權越模糊的組織,權力斗爭越嚴重。”張維迎2000年說過的這句話不幸言中。在光華院長任上,張維迎遇到了許多大學行政者都要面對的問題,在一個學院內部,對派系斗爭的熱衷總是多于學術標準的討論。不少人與他反目成仇,有人在網絡上公開罵他“流氓院長”。
“從某種意義上說,張維迎是一個人與一個龐大的行政體制作斗爭。”一位與張熟識的光華學院教授告訴記者,“他這次去職,就是斗爭的自然結果。遺憾,但無可避免。”
在與體制進行了多年斗爭后,張維迎體會到:“中國的好多體制就像一堵墻,上面挖了許多狗洞,然后讓我們鉆狗洞。”
“我曾經說過光華不鉆‘狗洞’,必要的時候我們還是得有一些人來鉆‘狗洞’,然后我們兩邊才能匯合起來這樣到最后我們才可能占領這個陣地。”2010年年初,張維迎曾這樣公開表示。但沒有想到,年終時,他還是失掉了陣地。
財經評論員葉檀撰文稱:“張維迎卸任是好事,不是壞事,他從此可以沿著著名教授之路狂奔,而不必在教授與教育部門改革官員的身份中動輒得咎。”
很多人愿意把張維迎的卸任和茅于軾的禁足、吳敬璉的落寞、厲以寧盛名之下的被懷疑和低調聯系起來:張維迎和很多知識精英手中關于改革的話語權,近十年來正在逐漸變弱,曾經在中國叱咤風云的那一批“市場派”經濟學家,看來已在某種程度上走向了式微。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張維迎一直信仰的“自由市場”遭到更多質疑,他打了一個形象的比方說:這好比我們坐在一輛牛車上,突然看見一架飛機失事掉了下來,牛車上的人會驚呼:哎,你們看,還是我們的牛車安全嘛。
張維迎還喜歡談孔子,“思想的競爭是長期的,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幾百年后才被承認。”或許,他這一代知識分子的使命、責任與歷史地位,也要到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后,才能逐漸清晰。
□ 記者 李光
2010年12月22日,現年51歲的張維迎卸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一職,該職務由副院長蔡洪濱接任。這一看似正常的人事變動,卻出人意外地引發了關注和熱議。
4年前,張維迎就職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時,曾經說過這樣三句話——“任何情況下,如果多數人不支持我,我馬上就辭職;任何時候,發現有人比張維迎做得更好,我馬上辭職;任何時候,有證據證明張維迎做的任何一件事是出于私心,是利用院長的職位謀求私利,我馬上辭職。”
在這4年任期內,張維迎沒有辭職。現在,面對卸任引發的各種評議,一向高調敢言、個性張揚的張維迎選擇了沉默。
爭議聲中的人事變動
12月22日,即張維迎卸任當天,北大校長周其鳳和組織部部長郭海來到光華學院,與全體教職工參加了工作交接會。張維迎以及同時卸任的副院長武常岐、張一弛并未出席此次會議。
據一位在場教授的回憶,校長周其鳳的發言頗為特別。他先是做了一個正式的官方發言,“代表學校念了一個稿子”,聲明這次換屆是一個正常過程,同時肯定上一屆領導班子的成績。周說,“我認為我是維迎的朋友,但是不知道他是不是拿我當朋友。”
然后,周其鳳又做了一個非正式的發言,他讀了兩條短信。第一條來自光華基金會,表示支持此次換屆工作。第二條是一個匿名短信,大意是:周其鳳,我們鄙視你,張維迎作為一個堅定改革的院長,你居然不能排除阻力,讓他繼續領導光華,作為校友,我們很失望。
此時,新一屆領導班子就坐在臺前。周其鳳緊接著向大家解釋。“類似的短信我收到不止一條,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這次任命的,這些人就是我們光華的校友。”他轉向新任的管理層,“你們的任務很艱巨,你們能不能將張維迎領導的光華繼續領導下去,就在于你們能不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特別是這些有不同意見的人。”
“校長在某種程度上可能也是支持張維迎改革的,”這位教授分析說,“他在用這樣的方式給新一屆領導班子形成壓力。我可以從中體會到他在這種兩難中的良苦用心。”
張維迎卸任消息浮出后不久,華遠集團總裁任志強在微博上寫道:“李彥宏、丁健、俞敏洪這三位北大的杰出校友曾聯名就張維迎卸任一事致信北大。”
亞信科技董事長丁健告訴《鳳凰周刊》記者,他們在一個月之前就得知了張維迎將卸任光華院長的消息,他們致信北大校長周其鳳并不是要求張維迎連任光華院長,而是希望此次光華院長的換屆能夠按照國際慣例公開遴選,而不是以一種“中國特色”的方式進行。“作為北大的畢業生,我們看到光華近年來改革的成效,希望光華能夠繼續作為中國高校改革的前沿陣地,發揮它的影響。”
丁健說,周其鳳肯定了張維迎的工作,但以“時間來不及”為由,向他解釋此次換屆工作已經木已成舟。北大校方反復對外界解釋稱,這是一次“在民主推薦和組織考察的基礎上”的正常人事變動。而內部消息人士卻告訴《鳳凰周刊》記者,此次張維迎的卸任是“權力斗爭的犧牲品,面對國有大學內一點也不亞于其他組織的復雜的權力斗爭,天真的張維迎無法應對,也不屑于應對”。至于孰是孰非,已無關結果。
政府都不待見的主流經濟學家
張維迎從來就不乏爭議。早在1983年,這位還不到30歲的陜西漢子在《中國青年報》發表《為錢正名》:“你能多賺錢,說明你對社會多做貢獻。”在當時席卷全國的“反精神污染”浪潮下,這句驚人之語頓時將他卷入是非漩渦,陷入一場全國大批判。
張維迎所在的西北大學研究生處處長找到他,苦口婆心地對他說:“黨把你們這些貧下中農出身的孩子培養成人,你怎么能寫這樣的文章?”沒辦法,不愛妥協的張維迎違心地在校報上發表了一篇道歉文章。“但這個觀點我一直沒妥協,這篇文章也不是承認我觀點錯了。”他只是強調,在談這個觀點的時候,沒有很好地考慮當時的社會氣氛,沒注意自己的社會責任。
從那開始,在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上,張維迎就已經決定倔強到底了。
1984年,《經濟日報》社聯合多家媒體和研究單位,向全國廣大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廣泛征集論文,為落后于農村改革的城市改革吸納新思想。
張維迎遞交了剛完成不久的論文《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論文組的初審意見是“不用”,復審意見是“此文很好”,據說這是當時剛由《經濟日報》理論部調入體改委的石小敏寫的,如今,他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后來,在石小敏的力薦下,張維迎在當年12月進入了國家體改委,這里匯集了很多像他一樣初出茅廬但是棱角分明的知識分子。體改委的五年是張維迎人生中“激動人心的年代”。后來推動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大部分經濟學家,都有過體改委的工作經歷。張維迎和他們一起,制定和推動了從價格到財稅一系列重大改革。
“回憶起來,80年代經濟思想是最活躍的,對中國經濟改革推動的成效也最大。一個是被壓抑了很長時間后的報復性反彈;一個是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政治家愿意接納這些新思維。”研究經濟思想史的上海社科院經濟所博導鐘祥財曾對媒體這樣分析。
當時,張維迎曾仔細研究大蕭條時期的兩位經濟學家—凱恩斯和哈耶克,兩個人走了完全不同的路徑,一個慢慢成為政府的座上賓,一個逐漸被邊緣化,變得很寂寞,“但若干年之后,真理原來是在他這一方。”
與這兩位經濟學大師類似,國家體改委這批年輕干練的經濟學者,在1989年后開始分道揚鑣:一部分更激進的選擇離開,或下海經商;一部分在體制內走向更高;一部分留在學術界,繼續對改革發聲。張維迎也在1990年離開了體改委,他選擇到牛津大學“充電”。
從牛津回國后,張維迎到北大與林毅夫、易綱等一起創辦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1997年到光華管理學院任教,投身于MBA和EMBA教育。此時的張維迎慢慢發現,自己在政府官員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從前,“我算什么主流經濟學家,政府都不待見。”張維迎曾這樣抱怨。但他依舊像當年一樣,不斷地為改革發聲。
幾乎每一次發聲都招致更大的爭議。
2004年的“郎顧之爭”以及隨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論爭里,張維迎那篇《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句“官員是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利益集團”,更使他一夜間成為“人民公敵”。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但不管張維迎每次如何辯解,都無法平息要求“公平、正義”的民眾心中的憤怒。
未竟的改革:全球范圍遴選光華院長
牛津歸來,盡管張維迎堅持改革的聲音遭致越來越多的質疑,失去了早年在政府層面的話語權,但在北大,他卻在教育系統啟動了另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
“教育體制是我國計劃經濟體制迄今為止唯一沒有進行根本性改革的地方。中國的高等教育處于市場改革最滯后的階段,它甚至比政府改革還要落后。”堅持市場導向的張維迎,決定從這里開刀。2003年,他以北京大學校長助理身份主持起草《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方案》,推出“教員流動”、“不升即退”、“終身教席”等措施,引發大面積反對聲。
張維迎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一個公開的報道稱,張維迎此后在一次黨委測評中得票極少,未能當選黨委常委,他的改革方案最終也未能完整施行。
但張維迎本人并不認為北大的改革“失敗”,至少就光華學院來看沒有失敗。
2006年9月,北大黨委宣布47歲的張維迎接替76歲的厲以寧出任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此時距張在牛津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已逾10年。張維迎首次以一個大學二級學院行政負責人的身份站上前臺。
一位光華教授告訴《鳳凰周刊》記者,盡管2003年的改革在北大沒有很好地推行,但在光華學院,已經基本完成了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的轉型,大學教授的“鐵飯碗”被打破,教授評議機制已經形成。光華管理學院提拔教授,程序都是所有申請人給所有教授作報告,說明自己的研究成果,請大家討論后無記名投票。如果得票率很低,就不會提交到院學術委員會。
要打造一流商學院,張維迎反復強調學術標準。該教授稱,“很多從美國名牌大學回來的教授,也有走人的,到了其他大學可以當正教授。當然,一些人為的干擾因素還是存在的,但總體來說,光華的管理水平已經非常快地接近美國頂尖大學,我自己都很吃驚短短幾年就能有這么大的變化。不管認同還是不認同張維迎個人,我想都很難回避他在這一點上的貢獻。”
張維迎的野心不止于此,他要在光華推進一項更為深遠的改革:對商學院的領導層,特別是院長,要在全球范圍內遴選。
中國高校行政化一直以來飽受詬病,光華學院雖然在教授層面招聘和晉升引入了教授評議機制,但是學院領導層的產生仍被傳統桎梏所束縛。“要形成一個全球公開招聘遴選院長的機制,這條路還非常長。因為光華學院基礎比較好,所以張維迎想在小范圍內推進這個改革。”上述光華教授向記者透露,張維迎曾在2010年年初教職工會議上談到這個問題,他要推進領導選拔機制從行政主導到全球招聘遴選的轉型。
“做這個事情比在教授層面難度要大得更多,畢竟領導的任命,很大程度上是沖擊現有的行政制度,難產也是預料之中的。如果張維迎能連任的話,他一定會開啟這個工作。”
此前,包括美國RUGTERS大學統計系教授陳嶸在內的一批海外學者(均為光華學院的特聘教授)也曾致信周其鳳,希望校方對換屆工作務必慎重,“如果將張維迎換下去,對將來的中國教育改革會起到負面影響。”
然而,就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張維迎失去了繼續推進改革的機會。“對一個推進改革的旗手來說,不能在自己任內實踐自己的理想,恐怕才是他最大的代價。”
主張“鉆狗洞”的“流氓院長”
在中國,改革進程有時并不取決于改革者的個人意志,往往更多地受制于既有的權力結構、意識形態和個人利益的考量。在院長任上,張維迎曾聲稱,他“一直在忍辱負重,為了光華管理學院成為世界一流而忍辱,為他的使命感而負重”。但是,“正如在國有制下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企業一樣,在北京大學建設世界一流商學院也有先天的障礙。”
“一個組織內能力越低的人,權力斗爭的積極性越大,產權越模糊的組織,權力斗爭越嚴重。”張維迎2000年說過的這句話不幸言中。在光華院長任上,張維迎遇到了許多大學行政者都要面對的問題,在一個學院內部,對派系斗爭的熱衷總是多于學術標準的討論。不少人與他反目成仇,有人在網絡上公開罵他“流氓院長”。
“從某種意義上說,張維迎是一個人與一個龐大的行政體制作斗爭。”一位與張熟識的光華學院教授告訴記者,“他這次去職,就是斗爭的自然結果。遺憾,但無可避免。”
在與體制進行了多年斗爭后,張維迎體會到:“中國的好多體制就像一堵墻,上面挖了許多狗洞,然后讓我們鉆狗洞。”
“我曾經說過光華不鉆‘狗洞’,必要的時候我們還是得有一些人來鉆‘狗洞’,然后我們兩邊才能匯合起來這樣到最后我們才可能占領這個陣地。”2010年年初,張維迎曾這樣公開表示。但沒有想到,年終時,他還是失掉了陣地。
財經評論員葉檀撰文稱:“張維迎卸任是好事,不是壞事,他從此可以沿著著名教授之路狂奔,而不必在教授與教育部門改革官員的身份中動輒得咎。”
很多人愿意把張維迎的卸任和茅于軾的禁足、吳敬璉的落寞、厲以寧盛名之下的被懷疑和低調聯系起來:張維迎和很多知識精英手中關于改革的話語權,近十年來正在逐漸變弱,曾經在中國叱咤風云的那一批“市場派”經濟學家,看來已在某種程度上走向了式微。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張維迎一直信仰的“自由市場”遭到更多質疑,他打了一個形象的比方說:這好比我們坐在一輛牛車上,突然看見一架飛機失事掉了下來,牛車上的人會驚呼:哎,你們看,還是我們的牛車安全嘛。
張維迎還喜歡談孔子,“思想的競爭是長期的,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幾百年后才被承認。”或許,他這一代知識分子的使命、責任與歷史地位,也要到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后,才能逐漸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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