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上海徐匯區長橋自來水廠經過成功切換，改用來自青草沙水庫的水源。被聯合國預測為21世紀飲用水缺乏的世界六大城市之一的上海，終于可以暫松一口氣。

　　此前，長江中下游持續干旱導致的徑流量大減，使上海經歷了史上罕見的夏季嚴重咸潮侵襲，入侵次數達8次，部分供水區域告急。

　　青草沙水庫的受益人口，高達1100萬。未來上海將逐漸告別從污染深重的黃浦江取水的歷史，八成以上的飲用水，將取自水質良好的長江江心沙洲——青草沙。

　　上海在過去面臨的困境，是中國數量眾多缺水城市的一個縮影。隨著城市人口迅速擴張，水量需求急增，許多城市處于水源地告急狀態。

　　好水難求

　　鋼筋水泥叢林組成的城市，遠比想象中脆弱。

　　環保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113個環保重點城市監測的395個集中式飲用水源地，達標水量占取水總量的八成不到。從水源地取出的水量近24%不滿足三類水標準。

　　伴隨著水源污染的，還有水源不足。中國目前不缺水的省市僅有10個，占國土面積不到16%;而嚴重缺水區和極度缺水區占國土面積60%以上。如果按城市數量劃分，缺水城市數量占全國城市數量的三分之二。

　　過去60年間，經濟增長與水資源變化朝著截然相反的方向發展。中國最大的兩個城市，上海和北京，提供了不一樣但又頗具代表性的缺水樣本。

　　在連續12年干旱后，北京市水務局于2011年5月對外公布，北京市人均水資源量已降至100立方米，遠低于國際公認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線，缺水形勢異常嚴峻。資源性缺水，在中國北方已成普遍問題。

　　而在上海，卻因水源不甚理想，成為一個典型的水質型缺水城市：水量豐富，但清潔水源嚴重不足。

　　“如果沒有青草沙，上海不一定扛得住。”上海市水務局一位官員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在咸潮來臨前，上海主要水源之一的陳行水庫已蓄滿清水，但也僅能滿足區域內水廠1周的供水量。即便臨近的寶鋼水庫每天向其支援淡水，依然供不應求。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鄭丙輝等專家曾對全國的飲用水水源地做過一項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如果以地表水三類水環境作為合格標準進行統計的話，湖南和安徽的河流型水源地達標率最低，僅為60.28%和46.7%;湖庫型水源地達標率最低的為安徽省和江蘇省，后者的達標率僅有3.07%;而地下水型水源地達標率最低的山西省，近一半的水源地水質不達標。

　　在國內另一些學者看來，三類水標準為最低標準，被視為飲用水標準的“警戒線”，不足以證明水源地的水質好壞。

　　“盡管目前的水處理工藝已可以將不合格的水處理為合格，但對許多城市的自來水廠而言，會存在經濟壓力;因此保證飲用水安全的前提，依然是保證水源的安全。”清華大學飲用水安全研究所所長劉文君告訴《財經國家周刊》。

　　華東師范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教授陳振樓則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指出，三類水標準適用于規模較小的水源地;大的水源地，如上海的青草沙水庫等，至少要滿足二類水標準。

　　2002年，前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質檢總局共同發布了《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該《標準》依據地表水水域環境功能，將水質劃分為五類，并對影響水質情況的各種指標，如化學需氧量、氨氮、總磷、總氮、重金屬、有機污染物等的含量做出了嚴格規定。

　　但《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調查發現，在中國的一些城市存在一個“心照不宣”的秘密，即通過去除某些指標，來使飲用水水源地的水質“達標”。例如，目前上海市青草沙水庫屬于水質良好的二類水水源地，但前提是“去除總氮、總磷指標”。

　　“沒有這兩個指標，青草沙水庫就是二類水，如果按照國家標準納入總氮、總磷指標，青草沙水庫的水質就一下子到了劣五類。”知情人士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透露。

　　所謂劣五類，為水質最低標準。

　　據這位知情人介紹，通過去除一些“無傷大雅”的指標，令水源地水質達標的現象在中國其它城市也十分普遍，“這是相當無奈的事情;畢竟對于一個城市而言，好水難求。水不好也沒辦法,總要喝的啊”。

　　被拋棄的水源

　　迄今為止，青草沙水庫的氮磷超標仍處于可控范圍，尚未出現大范圍的富營養化現象。這得益于其本身的開放性水庫特征以及地理位置：位于長江口江心位置的青草沙水庫，不僅很難受到陸域排污的干擾，長江源源不斷的巨大來水量在某種程度上也稀釋了污染。

　　并非所有城市的水源地都和青草沙一樣幸運。2010年1月水利部公布的《中國水資源質量年報》中，2008年全國709個飲用水源區的達標率僅為44.4%;蓄水量達標的飲用水源型水庫數量甚至連一半都沒有。

　　污染疊加缺水，使得諸多水源地面臨被拋棄。

　　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座大型水庫、北京市主要供水水源地之一的官廳水庫，就經歷了這一幕。上世紀80年代后期，官廳水庫的上游地區生態環境惡化，周邊大量生活和工業污水排入庫區，加上來水減少，水質受到嚴重污染。其后不到十年間，官廳水庫的污染不但沒有減輕，反而持續惡化，終于在1997年被迫退出北京城市生活飲用水體系。

　　2001年，北京市投巨資啟動官廳水庫治理計劃，水質重回三類水標準，并于2007年8月被重新啟用為北京的備用飲用水水源地之一。

　　盡管如此，污染警報未能完全解除。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劉浩、徐志俠等人在2011年1月發表的論文指出，2005年~2007年，官廳水庫的富營養化狀態呈惡化趨勢，至2008年才有所好轉。

　　陳振樓指出，中國的水源地普遍面臨的最大威脅，來源于污水處理管網不配套導致的排放和偷排：水源地上游或沿岸企業的工業廢水、城市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肆意排放至水源地，在短時間內造成嚴重污染。

　　據陳振樓介紹，目前中國尚未有一座城市的污水收集和處理能力能達到100%。即便上海這類基礎設施走在全國前列的城市，污水收集率也只有90%以上，處理率在80%~90%之間，很多污染在沒有入網的情況下直接排出。

　　“這個過程幾乎是不可逆轉的。”陳振樓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如果排放在水源地周圍，更是不堪設想。” 據《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目前除了點源污染，灰塵，雨水導致的干濕沉降，底泥釋放，化肥、農藥過量使用等面源污染造成的威脅也不容小覷。 “沒有污水,還有雨水。城市那么多地表覆蓋物，水質能好到什么程度?”陳振樓反問道。

　　此外，鄭丙輝等人也指出，除了常規的總氮、總磷、化學需氧量等常規指標超標外，中國不少城市飲用水源中還檢出不少有機污染物。“許多有機污染物具有致癌、致畸、致突發性，對人體健康存在長期潛在危害。”

　　2005年，前國家環保總局對全國56個城市的206個集中式飲用水源地的有機污染物監測表明，中國的飲用水源地受到132種有機污染物污染，其中103種屬于國內或國外優先控制的污染物。

　　“與常規污染物相比，有機污染物、重金屬的監測周期更長，成本更高，很難做到在線監測，只能抽檢，因此對水源地而言，安全隱患更大。”陳振樓說。

　　在多重污染和缺水夾擊下，許多歷史上滋養了數十、數百代人的城市水源地紛紛被拋棄：西安拋棄了重度污染的渭河，轉向李家河水庫;合肥拋棄了劣五類水的巢湖，轉向大房郢水庫……

　　千城找水

　　高昂的水污染治理成本，使得一些城市在拋棄了原有水源地的同時，也在尋覓下一個干凈的水源地。

　　尋找一個合格的水源地絕非易事。即使如上海這樣坐擁長江、黃浦江兩條大河的城市，找到青草沙，并進行層層論證，最后開工建成運行，也跨越了20多年。

　　青草沙水庫建成前，上海的飲用水源地早已歷經變遷，由最初的蘇州河，到黃浦江中下游段，到黃浦江上游臨江段，再到太湖。

　　不斷變更水源地的背后，是一整段慘痛的水源地污染史。沿岸的造紙和紡織廠首先污染了蘇州河;接著黃浦江水質也逐漸惡化;最后，上海的飲用水源頭——上游的太湖水質也開始出現富營養化。

　　出于逼仄的現實，上海新一輪尋水之旅才得以緊急啟動。

　　而此時，合適的水源地已為數不多。上海市水務局副局長沈依云表示，內河水質太差，長江來水偏少，東海咸潮頻發，四面環水的上海實際可供選擇的水源地少得可憐。

　　對上海而言，青草沙水庫的建成運行，僅僅是暫時吃下一顆“定心丸”。陳振樓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青草沙的水量雖可以保證，但水質卻不穩定。

　　“和其他水庫一樣，青草沙也可能會面臨一樣的污染問題,穩定水質取決于長江上游。現在水量大，可以稀釋，所以基本還算二類水;遇到枯水期，水質可能就要差一些。”

　　陳振樓認為，即使水源地所在的城市將保護工作做到極致，但上游的污染，依然如同“達摩克利斯之劍”。

　　鄭丙輝等學者也持有類似看法。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調查表明，全國31個省市只有西藏自治區和新疆自治區地表水飲用水水源保護區不存在上游來水超標的問題。其余地區上游來水水質不達標現象都極為嚴重，成為飲用水源地污染的重要原因。

　　據統計，目前全國共有2200多個水源地，其中已經劃分保護區的水源地占水源地總量的近七成，尚有三成水源地沒有納入保護區體系內。

　　反觀國土面積比我國小得多的德國，迄今為止已建立近20000個飲用水水源保護區。

　　2010年，中國第一部飲用水水源地環境保護規劃《全國城市飲用水水源地環境保護規劃(2008~2020年)》出臺。但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各城市對于水源地保護依然處于“各家自掃門前雪”狀態。

　　陳振樓等學者表示，目前的飲用水源地保護尚處于狹義的保護層面，保護措施和效果比較容易達到，但更具有挑戰的是如何對水源地所處區域和流域進行全面保護。

　　“畢竟，水源地大多依賴河流、湖泊、水庫等，單個城市哪怕實行最嚴格的保護措施，也遠遠不夠，”陳振樓說，“現在都是自家做好保護措施,都希望上游城市做得好一點、自覺一點。”

　　依賴長江水的沿江城市目前尚未建立起針對流域的保護措施。下游城市花費大量財力保護水源地;但上游城市卻洶涌排污。如此年復一年，治理總也趕不上惡化。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從全國人大環資委了解到，目前環保部正在起草相關飲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管理條例，以改變各個城市“各自為政”的水源地管理格局，建立起跨界、跨流域的飲用水源地保護體系及聯網預警系統。

　　不過，環保部內部人士也表示，該條例短期之內很難出臺：“按照國家立法規定，地方立法要嚴于國家立法，因此現在各地博弈得非常厲害。畢竟，國家層面的條例出臺后，各地原本的水源地保護條例可能要面臨重新修改的局面。否則，根本沒有出臺意義。”

　　接受《財經國家周刊》采訪的多位學者表示，建立統一的、國家層面的保護方向，已經是大勢所趨。環保部污染防治司相關負責人也表示，將建立和完善飲用水水源地保護法律法規體系，加快地方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建設，使飲用水水源環境保護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水源一旦保護好了，飲用水安全問題就簡單得多。”劉文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