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總體上已經進入了工業化中期階段，并跨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從幼稚期進入成年期，中國工業發展既有繼續追趕發達工業國的內容，也有更加依賴自主創新道路的表現，必須從工業化初期的工業結構體系，向適應工業化中后期的工業結構體系轉變。

在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金碚看來，工業轉型升級不僅僅表現在工業結構和工業體系的總體特征的變化上，更深刻地發生和體現在所有工業企業的戰略抉擇和戰略走勢上。

中國前30年，采取各種優惠政策支持一些地區、產業發展，這個辦法在工業化的前期、中期有一定積極作用，但并不利于產業普遍地從低端向高端發展的新形勢。如果各個產業都要走向高端，更加需要國企、民企，外企的公平競爭來實現產業升級，戰略選擇上中國要逐漸構建有利于產品升級、技術創新的環境，而不是依靠優惠政策。

他預計，到2020年，中國的工業會在工業強國的路上邁上一大步，將有更多的產業可能登上產業制高點，同時，工業能夠保證國家領土、領海安全以及全球利益。

中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

《21世紀》：目前我國工業化處于什么階段？有何特點？

金碚：中國每個地區可能有所不同，但是總體來講我們是工業化的中期。

這一時期的特點實際上就是傳統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還有發展的潛在空間。工業化中期還有很多事沒有做完，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城鎮化等等。再加上中國裝備制造業目前還比較落后，這都會導致在這個階段，重工業發展還有很大增長空間，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重工業還是比輕工業發展要快。

第二，很多產業的產能很大，特別是中低端產業環節，表現為產能過剩。

第三，就是資源環境的約束越來越強。

第四，成本關系發生重大變化，特別像土地、勞動力、礦產資源等等。

《21世紀》：伴隨人口紅利消失與劉易斯拐點疊加而來，未來中國工業在勞動力方面面臨哪些挑戰？產業結構需要做出怎樣的調整？

金碚：勞動力的問題應該說無論學術界怎么爭議，但中國仍然勞動力豐富，并不因為人口結構的變化改變這樣一個基本的趨勢，所以很大程度上中國還是要發揮勞動力的優勢。

但是勞動力的優勢結構在發生變化，過去我們勞動力的優勢主要是在低端的或者叫非熟練的勞動力，現在越來越需要素質比較高的勞動者。

所以產業結構升級，新技術的運用，都要求勞動者素質的提高。所以中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本身也在發生變化，我們把他叫做高素質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雖然和原來的傳統密集型產業不太一樣，但是需要豐富的勞動力這一點仍然相同。

《21世紀》：制約我國工業發展的因素還有哪些？

金碚：約束我國工業發展的因素也很多，比如前面提到的資源環境、要素成本關系的變化。勞動力價格現在上漲比較快，有多種原因導致，比如說農村社會福利提高，社會保障等條件的改善，農村居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等，這都導致了勞動力機會成本的上升，所以現在很多完全依靠低端勞動者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受到很大的沖擊，這是內部。

外部需求的狀況短期內不會有太大的改變，這是國際條件所決定的。工業發展要升級，比如戰略性新型產業的發展還不成熟，其市場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政府補貼，所以當國外特別是歐洲國家財政狀況不好，對新能源產業補貼的減少也會導致國際市場需求減少，特別明顯的就是光伏太陽能。

還有就是體制環境，我認為這是對中國工業發展最大的約束，這個體制機制目前不適應于工業的技術創新和轉型升級，因為我們的體制還是追求擴張的體制，對工業改革和其他領域的改革也不配套，工業領域改革相對較快，其他領域改革滯后。

比如說社會保障、資源管理規則、稅收制度、壟斷行業管制都滯后于工業改革，導致一系列體制機制不適合工業區域。

再就是觀念誤區，30多年來我們的體制機制導致工業化快速擴張，我稱之為“平推式”的工業化，這種方式找到一種發展空間，投資擴張，然后追求規模，導致社會普遍心理就是缺乏耐心，什么事情3、5年一定要成效，以為技術創新只要重視只要補貼就能夠成功。

其實不是這樣，工業的轉型升級到了中期以后就非常艱難，需要有耐心，需要培養產業往上走，我稱之為“立體式”的工業化，但是中國的觀念都是最大最快，這種心態不利于成為真正的工業強國。

“立體式”工業化是長期過程

《21世紀》：這種向上走的“立體式”工業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

金碚：就是每一個企業不斷地把產品做到精致、高端，在某個領域堅持往制高點走，而不是產品賺錢了規模最大了就可以。

中國現在大多數產業的制高點都不在中國，不管是高技術產業還是傳統產業。比如紡織服裝、日用品，這些行業中國最大沒有問題，但是產品做不過外國人，真正產業的頂端還是留在歐美日，但是大多數企業并沒有往上走的心態，只要市場占有率高，賺了錢以后就可以把知名品牌買過來，這種就是“平推式”心態，市場本來已經有的東西你還去擴張。

“立體式”的工業就是，做你沒有的東西，然后抱著這樣一種心態往上爬，這種心態在中國企業、地方政府普遍沒有。

很多地方將產業升級，要搞創意產業、文化產業，這些東西好是好，但是你的方式仍然是“平推式”的，給你一塊地然后給補貼，好像就行了，最后浪費土地，浪費國家補貼。

《21世紀》：我國的工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有多大？未來十年可以在哪些領域追趕？

金碚：我們正在做一個研究，就是要把國外最好的產業，國外各個產業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產品和中國最好的產品來進行比較，雖然成果還沒有出來，但是我們初步判斷差距非常大，不是說兩三年可以改善，10年、8年能不能趕上還是個問題。

未來10年，我們一些產業的制高點能不能接近發達國家，實際上取決于三個因素：第一是要素稟賦；第二是科學技術；第三就是工業文明。

這三個因素第一個方面中國是有優勢的，但是技術產業有很大差距，工業文明差距就更大了。工業化的初期、中期從一定程度來講，全世界各個國家差不多，這個不用擔心，但是走到工業化中后期以后，看其他的國家，再沒有共同的道路，美國是美國，德國是德國，意大利是意大利，西班牙是西班牙，希臘是希臘，都是工業化國家為什么走上不同的路？因為那個階段已經沒有共同的規律，就是取決于你的工業文明，這個因素越來越長遠地具有決定性，最后你成為一個什么樣的國家，不是自然而然的。

《21世紀》：以現在中國工業文明的狀態，中國未來工業化中后期會走向什么方向？

金碚：中后期我們在規模上還是會有很大的優勢，技術的水平會有提高，但是能不能夠占據各個產業的制高點，在這個產業里具有控制性的影響力，具有最高的附加價值，最核心的技術，中國在短期內不大可能趕上發達國家。

中國有些產業可能在制高點上，因為中國是一個市場巨大的國家，面對這個市場可以有一些特殊滿足這個市場的工業技術，比如說超高壓輸電，德國不需要這個東西，中國人需要，從北方把電輸到南方，長距離輸電在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才有。高鐵在很多國家很難實現經濟性，因為沒有那么多人，但在中國高鐵就有優勢。

具有特殊工業需求的產業，中國可能會占據世界高端，因為別人某種程度上不需要。工業品制造中國肯定是第一大國，品質也不錯，但是你是做不過瑞士，工業品做到高端之后和藝術是相關的，為什么瑞士手表賺這么多錢？它有工業設計、有藝術、有文化積淀，這個東西不是三五年就成的，同樣，中國做箱包肯定世界第一，但是最好的包不在中國。

從要素優勢來看，中國有巨大的市場，會促進我們跟發達國家差距的縮小，但是在產業的尖端上我們應該有長期的努力，如果想短期內能夠成功的話本身就是一個障礙。

中國向高端制造業轉移需要創新的環境

《21世紀》：美國提出制造業回歸，隨著國內制造業成本上升，產業也出現向東南亞等地轉移的趨勢，目前來看這一趨勢不可逆轉，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會對中國造成什么影響？

金碚：美國的制造業回歸會對中國制造業有一些影響，但是我覺得不會有特別大的影響，會對中國產生壓力，特別是跨國公司所謂的回歸，不是干脆地退出，而是跨國產業鏈重新布局，把哪段在中國，哪段在美國。

美國也會出臺一些優惠政策，吸引美國企業回流，但這個東西不是決定性的，因為全球化以后，具有重要意義的要素布局是通過跨國公司實現的。

中國本身是個市場，不可能東南亞生產進口到中國，但是比如紡織業，可能把加工成本低的環節放到越南，這是可能的，但是整個產業鏈不可能在中國完全缺席，一定是這樣一個布局。

剛才講到，將來的優勢是把過去低素質的勞動力豐富優勢，轉移到仍然靠較高素質勞動力上，中國應該在產業鏈的中高端找到有優勢的環節。

如果講到真正的產業競爭，還有城市建設和生活環境，中國現在基礎設施在發展中國家是不錯，但是我們有沒有很好的生活環境吸引高端的勞動者？

《21世紀》：從低端制造業向高端制造業轉移，中國有哪些戰略可以選擇？

金碚：我們到了工業化中期以后會出現一系列競爭上的變化，我把它叫做競爭力源泉的改變。

2020年，中國邁向工業強國要過“檻”

從低端制造業向高端制造業轉移，有個“檻”一定要過，什么“檻”？就是前30年，采取各種優惠政策支持一些地區、產業發展，但是從長遠來看，如果各個產業都要走向高端，更加需要國企、民企、外企的公平競爭來實現產業升級，這是低端向高端升級戰略上或者政策上一個根本性的改變。

但是這個根本性的改變還沒有真正地到來，現在我們的思路還是給優惠政策，減稅、補貼。這個辦法在工業化的前期、中期有一定積極作用，但是這種政策并不利于產業普遍地從低端向高端走，不利于企業形成往上升級的心態，而讓企業把主要的心思用在爭取優惠政策上。

企業家的精力有限，中國的企業家把大部分的時間、精力用在爭取優惠政策上，因為產業環境就是這樣，國外沒有優惠政策，企業只有認認真真去搞技術創新往上走，所以政策是一個關鍵點，中國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前瞻性來實現轉換。長期以來這種政策導向已經給企業家形成了心理障礙。

這是個轉軌過程，不能一蹴而就，說它錯了也有它存在的理由，要不然中國也不會發展這么快，但那個東西有利有弊，我們取得成就同時付出了大的代價。

對這種轉變要加以重視，慢慢地經濟會走到這一步，戰略選擇上我們要逐漸構建有利于產品升級、技術創新的環境，而不是依靠優惠政策。

《21世紀》：面對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金碚：對于第三次工業革命，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從性質上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認為工業革命是個客觀規律，現在西方國家已經這樣走，中國以后一定也會這么走，這是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一種思維邏輯。第二種，工業革命在西方更多是一種主張，比如結合現在的情況，政府應該怎么樣做，然后實現什么樣的技術構架，如何建設能源基礎設施，然后政策應該怎樣安排，企業應該怎樣做。

這個主張怎么實現？美國人很現實，所以不太急，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可以依靠企業自己來。歐洲比較偏社會主義傾向，政府拿錢補貼搞太陽能，讓所有的房子變成發電廠，現在歐洲財政緊張，所以他們主張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步伐實際上在減緩，最典型的就是西班牙。

所以第三次工業革命是種主張，也是種構建，我們中國要看到的是什么？

第一是能源的轉換，化石能源還能用多久？這個沒有共識，有人說很快，有人說早著呢，但是共同的問題是，我們要尋找新能源。

第二個是電子通訊信息技術，信息化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這點認識也是共同的。

那么，中國應該怎么辦？

我認為首先中國要立足于現在，又要有前瞻性，不能看到未來就不顧現實，也不能看現實不看未來。

現實是什么？現實是世界目前仍然處于化石能源的時代，盡管誰都認為這個時代會過時，但是畢竟還沒有過，所以中國還需要扎扎實實地做好各個產業，包括傳統產業，哪怕是基于化石能源變成的產業，在這個基礎上前瞻性發展新能源，這是有現實性又有前瞻性的。

其次是要深刻地認識到信息化對中國工業，對中國經濟產生的深的影響。這點很重要，它的影響不僅僅是在生產技術、營銷方面，它會對你的社會、政治產生重大的影響。在信息社會，工業技術、企業決策，甚至政治越來越公開，對此要有充分的準備。

最后就是要創造有利于創新的環境，中國缺乏創新。

2020邁向工業強國

《21世紀》：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服務業占比開始逐步擴大，工業萎縮，如何看待未來中國工業與服務業格局的這種變化？

金碚：服務業比重提高是必然規律，但是服務業和工業不一樣，服務業增長提高依靠兩個因素，第一是供應量的增加，提供了更多的服務和產品。另外一個是服務業很多領域的價格在上漲，工業的特點是產品價格在下降，所以服務業比重的提高由兩個因素決定。

實際上還有轉移因素，從制造業轉移出來的服務業，比如倉儲、物流等等過去都是算工業的，現在從工業中轉移出來了。

但是在目前這個階段服務業是不是拉動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現階段拉動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力量還是工業，因為工業化時期拉動經濟增長統計上講是以不變價格來算，用不變價格來計算的話肯定工業的增長是最快的，高于GDP。

高于GDP為什么比重會下降？因為計算比重的時候用現金價格來算而不是用不變價格來算，所以經濟增長工業還是首要因素，服務業也會有，但是不會超過工業。

服務業比重不斷擴大的結果就是，經濟增速一定下降，比如上海和北京，服務業比重提高，但是經濟增速下降。服務業能夠拉動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兩個行業，金融和房地產。

《21世紀》：到2020年前后，中國的工業化將處于什么階段？這一階段的特征是什么？

金碚：中國的工業會在工業強國的路上邁上一大步。

什么叫工業強國？兩個標準，第一個你的工業能夠占據產業制高點，可以預見，到2020年我們會有更多的產業有可能登上產業的制高點，現在很少。

第二個工業強國的特點是，工業能夠支持解決這個國家重大的經濟、社會的問題，特別是國家安全，你是靠買別人的東西解決你的問題，還是你自己能夠生產出產品。

中國現在的工業還做不到，很多重大經濟問題，比如說國土整治，水利及水問題，靠中國自己的技術還做不到。從國家安全角度，960萬平方公里土地，現在再加上300萬平方公里的海域，我們的海軍工業有力量能夠維護300萬平方公里海域嗎？

到2020年的時候，中國國家利益遍布全球，我們的企業遍布全世界，我們的工業能夠像美國那樣保證中國在全球的利益嗎？你能夠保證你的航道不被別人占嗎？現在美國人在中東等地還參與管理，如果美國在2020年前能源能夠自給并實現凈出口，中東對美國來講不那么重要了，一旦這些地區發生動亂，中國能做什么？以現在的工業發展水平，中國根本沒有這樣的能力，所以一個工業強國有兩點很重要，第一就是重要領域占據制高點；第二，重大的社會經濟問題，特別是國家安全利益，工業有能力支撐保證，這才是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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