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亞運治水平均1天砸1億，時隔3年后，部分河流依然存在嚴重黑臭問題。消息爆出不久，廣州市市長陳建華透露，2013年至2016年，廣州將投入140億元治水。

與此同時，北京從8月起啟動了第一個河湖環境百日整治行動，重點任務就是治臟、治亂、治臭。

“水污染治本關鍵在于‘十二字方針’：源頭減排、過程阻斷、末端治理。”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浩日前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指出，過度強調末端治理是本末倒置。

末端治理事倍功半

專家們普遍認為，地方治水已超出技術或科學問題，深層次的原因是環境治理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不足，城市化進展快，兩個過程疊加在一起，在最近一個階段以及今后一段時間，水污染處理不了的矛盾會不斷出現。”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員劉永定說。

污水處理廠、原位修復、恢復濕地、生物氧化床等，都是末端治理措施。單純強調這些，在王浩看來，是“本末倒置”。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除了認識不足、急功近利外，還有環保人才結構不合理的問題。“源頭減排人才少，末端治理人才多。”王浩說。

他同時強調，河水污染物主要來自陸域，如果不從源頭減排抓起，僅靠末端治理無法解決水環境污染問題。

“達標”排放加重污染

控制污染物排放是水環境治理的前提。王浩認為，我國現行的污水綜合排放標準照抄歐美上世紀70年代標準，排放標準以濃度控制為主，難以適應總量控制要求。

“一切管理都基于濃度達標排放，沒有考慮水體的納污能力，這樣直接導致河水水質成為劣五類。”王浩表示。

他介紹說，歐美100公里河道僅有3家工廠，而珠三角地區，100公里河道可能有1000家工廠。照搬歐美標準與中國實際水環境承載力脫節，導致都是達標排放，但中國的水環境污染要加重很多。

生活污水排放同樣超過流域環境的承載能力。中科院地理湖泊研究所研究員胡維平告訴記者，環太湖地區，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公里1200人；而貝加爾湖周邊，每平方公里平均不足3人。

“只有按照水體功能的水質要求及其自凈能力，核定水功能區納污能力（水環境承載力），提出限制污染物入河總量，并倒推至排污口，采取相應削減措施，才能解決部分問題。”王浩說。

他還指出，不達標排放的問題更為嚴重。超標排放的處罰力度，遠遠低于達標排放的成本，“守法成本太高，違法成本太低”的現實導致污水排放監管乏力。

管理決策決定治污成敗

“環境問題涉及人和自然的關系，并不是靠某項技術就可以完全解決的。”劉永定說，水環境治理是項系統工作，必須建立在科學規劃的基礎上，而且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

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聚焦水利建設；國務院關于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意見，設定了“三條紅線”，其中包括“水功能區限制納污紅線”。

王浩透露說，《全國重點江河湖泊水功能區劃》為各省市自治區核定水功能區納污能力（水環境承載力）、提出限制污染物入河總量意見提供了科學依據，為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我們面對的現實是，假如河流納污能力是10個單位，現實排放卻是90個單位，需要削減80個單位。”在王浩看來，水環境治理任重道遠。

在采訪中，劉永定和胡維平都提到，北京奧運會和廣州亞運會期間，兩個城市的環境確實變好了，這是“環境承載力跟生產協同的結果”，證明綜合管理手段到位，就能夠解決環境問題。

而在微觀問題上，政府管理決策是否科學，將直接決定治理的成敗。“有時候為了立項過度承諾，會造成一旦投入治理，實際效果和預期嚴重脫節。”胡維平說。

他還認為，施工過程中監管不嚴，隨意更改規劃，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些問題。“科學家經過科學論證形成的可研方案，往往只被用于立項，實施后方案可能差別化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