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污水處理廠目前的重點應用區域主要有3個：一是提標擴建需求迫切、位于主城區、土地資源緊張的較大規模污水處理廠，改擴建時可考慮地下方案；二是嚴寒地區，地上污水處理廠要解決冬季厚重積雪、濃霧以及結冰等問題；三是經濟發達地區，對城市生態環境和居民生活質量要求較高的宜居城市。

●如何把一個穩定的資源即處理后的城市污水，轉化成對河流生態修復、恢復自然凈化能力有用的水，這是不少城市污水處理廠應該發揮的重要作用。

——中國水環境集團董事長侯峰

●對于地下污水處理廠來說，目前大家質疑的消防、防洪、提標改造空間小等問題，在很多地上污水處理廠同樣存在；而投資和運行成本的問題，則要算“總賬”，要看其帶來的土地釋放、管道節約及生態價值。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王凱軍

●無論是地下還是地上污水處理廠，政府在采購環境基礎設施服務時，要判斷自己具不具備購買這樣服務的能力。雖然地下污水處理廠會帶來包括土地節省等效益，但從常規購買服務來看，水價肯定要增加。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戴日成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王凱軍曾經統計了最近幾年已經運行和在建的地下污水處理廠。“已經有30多個，如果連萬噸級都算在內的話，可能會超過50座以上。雖然地下污水處理廠在4000多座污水處理廠里，仍然是少數，但要看其發展速度，我個人認為地下污水處理廠是不容忽視的行業發展趨勢。”

投資運行成本高、運營管理難度大，發達國家也不過全國一兩個，地下污水處理設施是不是一次污水處理上的中國式“土豪”？到底該不該建？圍繞地下污水處理廠，近期在業內引發熱議。

無奈卻必然的選擇？

對一些城市而言，是水環境治理的迫切需求和土地緊缺、“鄰避”效應等共同作用下的必然選擇

要不要建地下污水處理廠？對于國內一些城市而言，這恐怕并非一個選項，而是由水環境治理的迫切需求和土地緊缺、“鄰避”效應等共同作用下的一個必然選擇。

“地下污水處理廠主要的指導思想是在流域治理中提出來的。”在日前舉行的第一屆清華大學工程博士高峰論壇上，中國水環境集團董事長侯峰介紹說，如何把一個穩定的資源即處理后的城市污水，轉化成對河流生態修復、恢復自然凈化能力有用的水，這是不少城市污水處理廠應該發揮的重要作用。

他表示，當前城市河流多現劣Ⅴ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河流凈流量下降，自然凈化能力降低。

一方面，直排污水是河流黑臭重要原因，城市污水的實際收集處理率還應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城市河道需要大量凈水的補充。而就近建設地下設施適應了上述需求。“無需復雜管網就可以就近補充河道，還可為城市園林綠化景觀就近提供水源。當然，這對水質有更高要求。”侯峰說。

難道地上污水處理廠就不能實現上述需求嗎？“當然可以，但對不少城市而言，地上建廠已幾乎不可能。”侯峰表示，因為不少河流往往穿城而過，兩邊可開發、可選擇的建設用地已經少之又少，按照傳統模式建設會面對巨大挑戰。

土地緊缺和環境影響，已成為制約城市污水處理設施建設的先決因素。業內人士做過估算，一個5萬噸的污水處理廠周邊需要有100米~300米的隔離帶，隨著污水處理廠的增加，隔離帶范圍更大。在高度開發的城市中心地帶，這樣的地塊已很難找到。“由于隔離帶限制周邊土地的開發和利用，一個占地50畝的污水處理廠，可能會影響周邊近1000畝地的開發。”王凱軍表示。

而即使找到了地塊，周邊居民無一例外將投反對票。近年來，污水處理設施的新改擴建已經成為新的“鄰避”項目。北京、上海、廣州、南京、武漢等城市，都有不少因此而推遲甚至取消工程建設的案例。

一位曾在地方發改委工作的業內專家對此深有感觸：項目批了以后，就是執行不下去。而據了解，北京市在新一輪“治水”三年行動計劃中，就將不少項目設計為地下式。

以技術創新應對挑戰？

地下污水處理廠給行業創新和技術突破帶來動力和空間，不是簡單的將其安到地下，而一定要融入新的技術和創新

針對業內外對地下污水處理廠的質疑，王凱軍承認目前其在技術和管理上確實存在較大的挑戰。但他同時指出，不要過度夸大，因為目前大家質疑的消防、防洪、提標改造空間小等問題，在很多地上污水處理廠同樣存在；而投資和運行成本的問題，則要算“總賬”，要看其帶來的土地釋放、管道節約及生態價值。

在技術方面，王凱軍更愿意用積極的角度去看待污水處理廠正在發展成為城市資源管理的重要一環，本身將從簡單的污染治理轉變為多重生態價值的貢獻者。而圍繞地下污水處理廠的實踐和探索，將帶來行業創新、取得相關技術突破的動力和空間。“這對此前在污水處理方面一直跟著西方跑的中國而言，可能是一個超車的機會。”王凱軍對記者說。

因為提標改造空間受限而被作為反面案例的荷蘭地下污水處理廠，王凱軍其實不久前又去參觀了一次，這家企業不斷用技術解決問題，已經成為技術突破的前沿。

他介紹說，這家污水處理廠建成于上世紀80年代，在90年代面臨第一次氮磷指標提高的需求時，用化學除磷解決了問題。目前，歐盟將實行新的排放標準，根據污水處理廠的大小和排放負荷確定標準的不同。為應對標準的提升，污水處理廠現在做厭氧氨氧化處理技術的實驗，并請設計公司同步設計。

據王凱軍透露，如果實驗成功，不但能順利達標，還有望實現污水處理廠的能量自給。他在論壇上展示了一種正在北京昌平進行中試的技術。他的團隊正在跟企業合作，從德國引進了一種納米絮凝劑，使沉降大大提速，只需要3分鐘。“這項技術一旦用到地下污水處理廠，也是一個革新。”

對此，清華大學教授左劍惡表示，地下污水處理廠很可能是未來新的發展方向之一。但地下污水處理廠不是簡單的把地上污水處理廠安到地下，而是要融入新的技術和創新。“特別是總結吸收國際經驗，也許將來中國會引領世界污水處理的潮流。”

怎么選？要好好算賬

要做全生命周期系統評估，要與城市發展規劃相適應，研究與地下相匹配的工藝技術

一邊是地上方案地塊選擇少、影響周邊開發、社會影響評價難通過，一邊是解決“鄰避”效應、通過地上水體和景觀提升土地價值，對大中城市而言，無論地上還是地下，選擇前要做的是個算術題。

在云南昆明，有一個新建污水處理設施就在高架橋邊，不遠處就是居民區。由于采用地下方案，估計節省土地投資超過10億元，加上管道投資的節省，已經超過了地下污水處理設施的建設投資。對于很多城市而言，土地是最容易算的一筆賬。

“我認為地下污水處理廠一定是大中型城市相關設施未來的發展方向。”侯峰去韓國和歐洲考察過。“為什么韓國很多地下污水處理廠，歐洲很少？結論就是土地資源稀缺。而中國很多城市和韓國面臨的狀況接近，土地價值大是市場的需求。”

地下污水處理廠的優點和缺點同樣鮮明。如何取舍？涉及到具體的選擇，桑德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張景志認為要用全生命周期系統評估。

他們在貴州貴陽建設的5萬噸青山再生水廠，主要指標達到地表水Ⅲ類水質，出水直接進入河流，作為補充用水。“這座地下污水處理廠在系統和全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具有極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不過，對地方政府來說，最好算的還是土地成本。北控水務執行董事、常務副總裁李力的團隊曾經為河南一座城市做污水處理項目，也宣傳過地下設施的優點。“結果當地政府一算賬，覺得不合算。因為當地的地塊價值并不如一線城市，不能覆蓋建設成本，在地方政府的考慮里財務平衡很關鍵。”

張景志對地下污水處理廠態度謹慎。桑德目前也只做了兩個類似項目，一個為全地下，另一個為半地下。“地下污水處理廠一定要因地制宜，適度發展。”他強調，目前的重點應用區域主要有3個。

一是提標擴建需求迫切、位于主城區、土地資源緊張的較大規模污水處理廠，改擴建時可考慮地下的方案；二是嚴寒地區，地上污水處理廠要解決冬季厚重積雪、濃霧以及結冰等問題；三是經濟發達地區，對城市生態環境和居民生活質量要求較高的宜居城市。

張景志指出，如果選擇地下的設計，首先要與城市發展規劃相適應，做好市政環保設施建設規劃。其次，行業要研究與地下污水處理廠相匹配的工藝技術、建設運營標準，特別是短流程工藝。

政府和企業都要做好準備

地下污水處理廠是風險較大的項目，特別是要體現正資產的效果，這取決于政府和企業的互動

在李力看來，地下污水處理廠建成后要實現多重目標，其一是要成為城市的正資產。正資產主要指在地下污水處理廠的地上部分，形成的城市公用服務設施，比如城市綠島、休閑公園等。“師法自然，為社區貢獻意義。”

其二是要成為新水源地。一般的地下污水處理廠都是用于河流、公園，甚至地下水的補水以及城市再生回用水，出水標準高，至少一級A，或者準Ⅳ類甚至Ⅲ類水。

其三是要實現環境友好，解決噪聲、異味及景觀污染等問題。使污水處理的“鄰避”效應，轉變成社區對設施的接納和體驗。

而對于傳統水務企業而言，這些目標意味著多重挑戰。對此，侯峰認為，在面對地下污水處理廠的選擇時，政府要綜合評估是否真正想明白、說清楚；企業則要自我評估，是不是具備這樣的技術和管理能力，包括綜合開發的能力。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戴日成也認為無論是地下還是地上污水處理廠，都是政府采購的環境基礎設施服務。因此，政府首先要判斷，自己具不具備購買這樣服務的能力。“雖然地下污水處理廠會帶來包括土地節省等效益，但從常規購買服務來看，水價肯定要增加。”

候峰則直言不諱地表示：地下污水處理廠在很大程度上是風險較大的項目，特別是正資產的效果能不能體現不完全取決于企業，而取決于政府和企業的互動。“地面設施如何做成正資產，污水處理如何與經營業務結合，如何招商，現在的問題還比較多，對環保企業來說是個挑戰。”

從國內外實踐來看，地下污水處理廠的地面部分可做公園、停車場甚至是商業開發綜合體等，通過開發經營性項目，獲得收入來補助政府付費。業內人士表示，整個功能設置要與周邊環境相結合，與政府總體的規劃結合，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