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學中，監督和管制常被混淆使用，所以有了一個混合詞匯：監管。監管意味著既有監督，又有管制。只不過在實施監管時，監管者常忘記了核心所在，把監管等同于管制，結果監管得越嚴格，效果反而越差。

記得年少時干農活挺麻利，稻田里有了蟲子，扛起噴霧器就走，打上一遍，自以為把蟲子都消滅了，沒曾想第二天蟲子照樣悠閑地在田里漫步。是用藥不對?顯然不是。品種、用量和用法完全正確。是不夠認真?也不是。晚上老爹回家一教訓，才知道問題所在。原來是犯了協調失靈的錯誤。就一個打農藥的簡單活兒，也有協調問題!一些蟲子是會飛的，你在自家田里打農藥，蟲子飛到了別家田里;等別家田里打農藥，蟲子又飛回你家田里。蟲子一直在不同的田塊里流動，農藥對蟲子的實際打擊力度很小。因此，給定蟲子具有較強流動性的前提下，只有連成片的農田同時打農藥，才會提高殺蟲效果。

生活處處有學問。打農藥，也離不開協調。假如各家自行其是，只落得事倍功半的結局。當然，還有個法子看似有道理。那就是不允許蟲子飛，或不允許會飛的蟲子來到自家田里。這一方案似曾相識，沒錯，我們平時經常看到。這是標準的管制模式。管制，就是規定行事規矩。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能做到哪些程度?不能做到哪些程度?得一字一句規定下來，形成制度規范，讓人們去遵守。假如人們不遵守，違背了這些制度規范，就要被懲罰。在最嚴格的管制年代，看什么書，聽什么歌，說什么話，做什么事，都得按規定來，否則就要犯錯誤。所以管制越多，人的行為空間就越少。當然，大家也看到了必然的結局：管制得越多，違規地也越多。

管制多少是一個方面，能不能管制到則是另一個方面。蟲子不懂人話，自然沒法和人交流。我們希望蟲子不要飛，蟲子當然不會明白，也就不會聽話。蟲子照樣在飛，看著哪塊田里有食物，就會飛去那里。從這個角度講，蟲子就像一個理性經濟人那樣行事，只為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已。既然知道蟲子不會聽命令，那針對蟲子的管制方案自然也就失靈。管制制度制定得再完備，假如文不對題，就是一疊廢紙，不僅沒用，反而有害。就打農藥這件事來說，與其費時費力去管制蟲子，還不如各家各戶強化協調，通過獲取蟲子的分布信息，獲取其行為規律，采取統一的滅蟲行動，反而效果更好。這種做法可以稱其為監督。

在經濟學中，監督和管制經常被混淆使用，所以才有了一個混合詞匯：監管。監管意味著既有監督，又有管制。只不過在實施監管時，監管者經常忘記了核心所在。常見的監督誤區是，把監管等同于管制，結果監管得越嚴格，效果反而越差。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工廠排污。很多企業為了賺錢不擇手段，向江河湖海排放污水，無需承擔成本。這在經濟學中被稱作負外部性，意思是對他人的利益造成損害，自己不用承擔成本。負外部性的出現損害了社會福利，需要政府監管。于是主管部門采取了嚴格的管制政策，規定工廠不允許排污。但這種管制產生了效果嗎?看實情，似乎效果不明顯。工廠依舊在排污，而主管部門似乎也力不從心。問題出在哪?管制需要確定具體的合規和違規邊界，對合規和違規行為的具體判定，這就需要管制部門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判定污染行為及其后果，然后再懲罰。在這個過程中，管制部門和排污工廠之間有可能合謀，從而讓管制形同虛設。

一個管制者的出現必須有對管制者的管制，才能保持管制的制衡。那么，誰來管制管制者?誰來管制那些管制管制者的管制者?如此循環，聽起來非常拗口，然而，管制原本就是一環扣一環的事兒，一個環節掉鏈子，所有環節都會掉鏈子。管制鏈條依賴每個環節有效率的實施，這是所有管制困境的根源。我們看到各種領域的管制失靈，人們總是抱怨和指責管制和管制者，殊不知管制鏈條本身的設計就決定了管制困境必然出現。管制鏈條設計的核心理念是被管制者必須遵從管制者設定的行為模板，殊不知這個行為模板可能就是有問題的。因為被管制者的行為規范是管制者自認為應該遵從的規范，卻未必符合這個行業的實際。就排污來說，哪些能排放?排放不能超過多少?所有這些具體標準只是管制者認為的合理標準，未必是有利于生態的合理標準。污染的后果可能需要長期才能體現，那些管制者認為無需管制或可從寬處理的做法，可能從長期來看非常有害。

幾十年以后世界和我們有關系嗎?假如我們活得長點，就會有直接的關系;假如我們沒活那么長，也依舊有直接的關系，因為這涉及子孫后代。對管制者來說，管也不行，不管也不行，陷入了兩難困境。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用市場機制來解決市場失靈。他的設想是，排污企業和潛在的受污染居民自行談判。但科斯自己也說，談判成本可能會很高，以至于根本不可能達成協議。或者說在有談判成本的前提下，只有給定受污染企業有不受污染的權力，才能有效解決污染談判問題。在我看來，科斯的想法，至少比以管制為中心的做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