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城鎮污水處理市場已經趨于飽和，而用水量占全國總用水量60%的農村，成為市場看好的新藍海。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指出，2016年村鎮污水處理行業可形成400多億的產值，2020年產值可增至840億，2025年這一數字可達1300億，但巨大的市場需求下，農村污水處理并沒有想像中美好，去年有媒體報道，北京市農村污水處理設施出現了普遍閑置的現象，農村污水治理仍然困難重重。

缺少法制約束動力不足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教授王凱軍在分析城鎮與農村污水治理時提到，上世紀90年代，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城市污水處理發展依然緩慢，但到“十一五”“十二五”期間，把COD和SO2列入約束性指標，王凱軍認為“這是促使城市污水治理快速發展的最主要原因”。而相比之下，農村污水治理針對性的法律條款幾乎空白，沒有法律的約束，農村污水治理的動力明顯不足。

不缺技術缺標準

農村污水處理起步較晚，早期的農村污水治理，缺少匹配的工藝技術導致運行成本高、利潤率低，但文一波指出，這都是過去的問題，現在隨著大批企業進軍農村污水處理市場，技術問題已經逐步解決，不再是大的阻礙。

而真正的阻礙反而是技術路線過多，缺少統一的標準，執行困難。王凱軍在“清華大學工程博士高峰論壇”暨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桑德集團村鎮污水處理國際研討會上指出“針對農村污染物排放沒有專用的技術標準體系，也沒有明確的農村生活污染控制技術路線。”“如果在一個縣或者一個市同時出現幾種，甚至十幾種技術，那么最后的整合運營就會非常困難。”正在發力農村污水治理的文一波也提到了這個問題。另外，技術標準不接地氣，農村和村鎮污水排放標準不統一也是一大癥節。文一波認為，關于標準問題需要從國家層面認真考慮，否則地方不好執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標準也就失去了意義。

中央財政引導不夠

村鎮污水處理不能僅僅依靠市場，歸根結底應該是政府引導，很多業內人士發出這樣的聲音，真正盤活這個市場，中央的財政引導很關鍵。文一波就曾指出目前的幾個不足：沒有設立村鎮污水專項資金，現有農村環境綜合整治資金用于村鎮生活污水處理的費用偏少；地方財政負擔較重，建設費用動輒千萬，運行費用每年數百萬元，鄉鎮負擔較大，即便經濟條件好的鄉鎮也很吃力；補貼環節不合理，重建設輕管理。

不缺主體，缺模式

面對誘人的蛋糕，很多企業躍躍欲試，E20環境平臺高級合伙人、E20研究院執行院長薛濤認為，一直以來對于農村污水處理不是企業不想做，是因為沒有商業模式。

我國農村污染源分散且污染物種類多；沒有合理的排水系統，導致污染物混雜在一起；各地居住習慣的不同導致區域差異大；涉及多個管理部門……與管理體系相對完善的城鎮相比，增加了治理的難度，單純的設備出售和工程承包很難從根源上解決農村污水的問題。王凱軍曾以北京為例對比分析了一組數據，發現無論是使用高新技術還是簡單技術的農村污水處理廠都有很多失敗的案例；相反，很多企業用簡單的技術，創新性地找到了好的模式，反而非常成功。（如桑德的江蘇省泗陽縣15個鄉鎮污水處理工程，以聯合運營模式，采用桑德SMART-HRBC高效生物轉盤工藝及聯網聯控方式實現了集約化管理，；首創的全國首個以縣市整體打包的農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余姚市農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以“政府企業伙伴關系PPP”模式實施，引進高新技術企業首創嘉凈和首創清源作為農村污水治理處理的技術支持，項目實施后，將對農村生活污水進行統一收集、統一排放，使農村污水處理后達到《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北京久安建設投資有限公司順義區鎮級再生水廠建設運營項目采用“8+2打捆招商”模式實現良好運營等。更多項目信息請參看《村鎮污水廠如何實現400億產值？看看這17個案例解析》）

缺少專業化人才

人是供給和需求的主體，農村污水處理需要專業化的人才支撐。目前我國人才大部分向城鎮集聚，高品質人才缺失是中國農村普遍面臨的問題，文一波指出，當前平均每個鄉鎮從事村鎮建設管理的人員不足3人，60%的鄉鎮僅1名村鎮建設管理員。

“未來中國污水處理的主戰場一定是在農村”，這是王凱軍的話，也是行業看好的方向，這是一場硬仗，政府如何做好總指揮？企業如何成功進入？有哪些企業已經悄悄布局？什么樣的技術和模式才是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