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東大道，是上海市區通往海邊的一條主干道。從中環線往外，路上的大貨車開始增多，且多是載滿污泥的貨車。濕乎乎、黑黢黢的污泥散落到路面，留下一塊塊形似牦牛糞的泥餅。

　　道路盡頭是浦東新區合慶鄉。幾年前，這里建起了上海最大的白龍港污水處理廠，以及通往老港填埋場的污泥運輸碼頭。知情人士透露，自從老港填埋場啟用以來，附近灘涂以每年100多米的速度向大海延伸。

　　污水處理廠產生的大量污泥，已經成為新的環境污染源。2012年3月初召開的上海環博會期間，原北京排水集團總經理、中國水協排水委員會主任楊向平告訴財新記者，中國在“十一五”期間建了很多污水處理廠，投運后污泥大量蓄積，難以處置。

　　中國污水處理廠的數量，從上世紀80年代的37座，增加到“十一五”末期的近3000座。

　　在一些發達國家，建污水處理廠的同時會建污泥消化裝置。但楊向平透露，中國只有50多座污水處理廠這么做，其中只有20多座的污泥處置真正發揮作用。

　　于是，含有大量有機物、重金屬，乃至病菌的污泥，絕大部分重返大自然，對農田、河流、地下水造成二次污染。這也讓污水處理的效果大打折扣。

　　實際上，污泥也是寶，它可以產生沼氣、變成有機肥等。但如何著手消化和處置污泥，各方仍然爭執不下。更有業內人士指出，由于污泥簡單填埋的費用過低，污泥的資源化利用至今缺乏足夠的市場驅動力。

　　污泥圍城

　　全國3000座污水處理廠，產生大量污泥，這些污泥中的相當一部分被隨意傾倒，甚至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

　　2010年10月，北京市門頭溝區法院對全國首例污泥污染案做出一審判決。根據檢察機關指控，北京環興園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濤等被告在幾年間將6500噸來自北京清河、酒仙橋污水處理廠的污泥，傾倒在門頭溝區永定河古河道的多處坑段。

　　據媒體報道，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評估報告顯示，傾倒的污泥中部分污染物超標150至200倍以上。更為嚴重的是，案發地距永定河僅500米，而坑內未做任何防滲處理，污泥產生的高濃度滲濾液極易滲入地下含水層。

　　經評估，坑段污染治理初步費用約8030萬元，如果加上遠期的環境污染損失費，將遠超1億元。法院以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判處何濤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罰金則只有3萬元。

　　據何濤交代，污水處理廠對承包人的資質要求就是法人，并無其他的資質審查，費用就是傾倒一車污泥給25元。“污泥都是隨便倒在垃圾坑、砂石坑或者地表的，這個行業都是這么做的。”

　　兩家隨意處置污泥的污水處理廠，并未被追究責任。有業內人士稱，傾倒污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政府行為，你能怎么處理？

　　北京門頭溝傾倒污泥事件，不過是成千上萬起非法傾倒事件中運氣不佳的一個特例。前述業內人士告訴財新記者，有的污水處理廠把污泥交給承包商運到外海倒掉，承包商上午拉出去，下午就回來了，根本不知道究竟倒在哪里。還有人直接把污泥放在海邊，用壓縮空氣吹到灘涂上，自然干化。

　　業內普遍估計，真正得到處置的污泥比例只有10%-20%。

　　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趙由才2007年的一項研究顯示，上海當時每天有含水率80%的濕污泥4000噸。而根據當時上海城投的規劃，每天拉到老港填埋場填埋的污泥只有1500噸，其余的2500噸就下落不明了。

　　而且，簡單的填埋也是隱患重重。深圳的一個固體廢棄物填埋場，污泥坑曾經出現管涌，污泥和污水的混合物流入布吉河，帶著刺鼻的臭氣。業內人士分析，這可能不僅是因為地下水壓力過大，而且由于污泥一直在發酵產生沼氣，這其實屬于井噴。

　　“十二五”期間，中國還將建設兩三千座污水處理廠。直到2010年底，環保部才下發《關于加強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泥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污水處理廠新建、改建和擴建時，污泥處理設施與污水處理設施同時規劃、同時建設、同時投入運行。不具備污泥處理能力的現有污水處理廠，在通知發布之日起兩年內建成并運行污泥處理設施。

　　變廢為寶

　　在日本、美國、德國等國家，污泥的資源化利用已成行業共識。上海市城建設計研究總院高級工程師張善發告訴財新記者，污泥的資源化利用，就是營養物、熱值的回收。

　　同濟大學城市污染控制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戴曉虎還提到，污泥中的磷回收技術非常重要，全球磷資源只能用70年-300年，比石油更緊缺。從這個角度上看，將污泥填埋或者燒磚都是浪費。

　　德國琥珀公司中國區域業務總經理王冰告訴財新記者，德國的污泥主要是生活污水產生的，因為工業污水產生的污泥集中在有限的區域，法律規定必須燒掉。他說，生活污泥中有機物的含量比較高，首選處置方法是中溫厭氧消化，這樣既可以殺死對人體有害的病菌，還可以產生沼氣。德國自己不產石油，產生沼氣就是好事情，每個污水處理廠都有小型的燃氣發電機，還可用于冬天的取暖。

　　所謂污泥厭氧消化，就是污泥在無氧條件下，由細菌將污泥中的可生物降解有機物分解成二氧化碳、甲烷和水等物質。

　　厭氧消化后出來的污泥沼渣，可以用作肥料。德國不是農業國家，肥料用場不大，所以就對這些污泥進行脫水，產出像方便面一樣的泥餅。泥餅可以與垃圾摻燒，熱值每噸2000大卡以上，相當于褐煤的熱值，而一般的發電用煤熱值為每噸5500大卡。此外，脫水的污泥也可作為水泥添加料。

　　2011年年初，琥珀公司與深圳南山熱電廠合作的污泥干化項目投入商業運行。該項目借助南山熱電廠與南山污水處理廠相鄰的便利條件，利用前者鍋爐煙氣的余熱，對后者的污泥干化處理，干化的污泥可用于肥料、建材、輔助燃料等。

　　類似的污泥處置嘗試，在其他城市也已經著手。2011年10月21日，總投資約8億元的上海白龍港污泥處理工程主題工程投產。據稱，上海中心城區污水廠約一半的污泥可在此得到循環利用。同一天，上海市竹園污泥處理工程主體工程也開始動工，計劃采用半干化焚燒處理工藝、焚燒灰渣進行建材綜合利用的處置方式。

　　與國外主流的厭氧消化方式不同，中國科學家也在研究好氧消化的堆肥方式。2009年4月底開始試運行的秦皇島綠港污泥處理項目，就采用了好氧消化技術，污泥經過無害化處理后可用作植物生長所需的營養土或有機肥。

　　這實際上是一種改良的堆肥技術，通常需添加10%-15%的木屑和花生殼，促進發酵。該項目負責人、中國科學院地理資源所環境修復中心主任陳同斌研究員介紹，生物干化技術的成本不會超過每噸90塊錢。

　　路線之爭

　　根據政府規劃，中國在“十二五”期間將建設15萬公里的排水管網，污水處理率從現在的57%增加到85%，污泥處理率從現在的10%-20%增加到80%。

　　楊向平說，預計“十二五”污泥處置投資有300多億元，雖然錢不是很多，但其社會效益、環境效益非常突出。令他擔心的是：污泥處理的錢會下來，也有了政策和指導，“但是真正做，還不知道從何開始。”

　　不同技術路線究竟孰優孰劣，業內已經吵得不可開交。戴曉虎說，處理污泥的常規技術，包括厭氧消化、好氧消化、干化、焚燒等，前沿的技術則包括優勢工程菌種技術、顆粒污泥技術等。

　　對于國內許多污水處理廠紛紛上馬的效仿國外的厭氧消化產沼氣項目，陳同斌頗有微詞。他調查過全國144個污水處理廠的50多個厭氧消化工程，發現能夠運轉下來的沒有幾個。

　　“大部分人都沒怎么做過，國外東西是現成的，看國外怎么做就怎么做，其實差別很大”，他說，國外的排污管道多是雨水、污水分流，而中國多是雨污合流，污泥中泥沙太多，有機質含量低，產沼氣量少。

　　陳同斌認為，污泥處置還是要走堆肥途徑。對于堆肥存在重金屬污染的指責，他辯稱，污泥中重金屬含量并不多，環境肯定要保護，但不能夸張得過頭，如果標準過于嚴格，誰都達不到，弄得大家只好偷排，“就是窮講究”。

　　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教授董濱告訴財新記者，國內許多厭氧消化工程運行不好，并非方向問題，而是管理水平問題。更何況，采氣以后的沼渣也可用作有機肥。“產了點氣有什么不好呢？只有最適合的技術，沒有最好的技術，各有存在的理由。”他說。

　　董濱認為，制約好氧堆肥發展的主要問題是占地面積較大、臭氣收集困難，只適合于小規模的污泥處置，大規模的處置還得靠厭氧消化方式。

　　在江浙等地，處置后的污泥常被用作燃料。很多小火電廠因為燒污泥，戴上“綠帽子”，從而避免了被關閉的命運。但陳同斌說，國外對污泥單獨焚燒的控制都非常苛刻，而中國很多地方將污泥和煤摻燒，污泥中含硫量很高，還存在汞超標，時間長了對爐子也有影響，“為了燒這點污泥，整個系統都弄壞了。”

　　從2010年11月起，一位業內資深人士開辟名為“泥客莊主”的博客，抨擊污泥處理行業存在的亂象。一方面，招投標不規范導致工程出現質量問題。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詳盡論證，一些地方以污泥處置為噱頭，夸大項目效果，形成所謂的“淘金熱”。他稱之為“戴上了一頂被污泥染了色的大綠帽子”。

　　“泥客莊主”說，江浙某火電企業的污泥利用項目中，污泥熱值占總入爐熱值的比例最高僅為10%，實際上仍然大量燒煤，這不過是在節能減排日趨嚴格的大形勢下，“巧妙立項、獲得審批的大火電而已”。

　　他認為，只要污泥處置方法是嚴肅的，不會導致二次污染，就不必爭論采取何種路線，而應該用價格杠桿去規范項目。其關鍵在于填埋費，中國的填埋費遠低于國外，通常在每噸30元-50元之間。

　　楊向平透露，把污泥從處理廠拉到外面去拋棄，1噸脫水泥餅大概需要30多元，而利用比較簡陋的污泥干化設施處理1噸泥餅需要60元到70元，完全機械化的堆肥處理大概1噸脫水的泥餅需要110元，污泥熱干化1噸大概220元左右，污泥焚燒成本更是高達每噸400元左右。此種局面之下，污水處理廠顯然更愿意選擇直接拋棄或隨意傾倒污泥。

　　相比之下，歐洲的填埋費多在每噸70歐元-100歐元，而采用天然氣的熱干化污泥處置成本不過20歐元-30歐元，這就為污泥處置提供了充足的經濟驅動力。其間巨大的反差，說明中國在填埋費管理上依然停留于成本層面，并未考慮地下水保護等環境成本，真實成本被嚴重扭曲。

　　前述業內人士表示，污染治理不能貪圖便宜，暫時的財政負擔小了，遺留給子孫后代的成本可就重得多了。到時候得病的人多起來，國家需要為民眾負擔的醫療費，恐怕是一個遠比填埋費高得多的天文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