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地城市污水無法全部處理，部分生活污水直排湖河致水體“二次污染”高發。記者采訪發現，不少城市污水處理規模不足，污水處理廠普遍處于“超負荷”運轉狀態，大量生活污水無法處理只能直排，加上污水處理排放標準偏低，使部分污水處理廠超標排放成為“污染源”。不少受訪專家建議，應從加快處理規模擴建、提升排放標準、完善監測懲處等方面采取措施，為城市地表水質“減負”。

隨著現代城市功能分工的日益細化，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的疏忽懈怠，都可能轉化為一場“災難”。如果說，規模化生產和都市生活方式是而今環境困局的最初誘因，那么顯而易見的是，污染物凈化機構的不作為，無疑又使得現狀加速惡化。

當然，污水處理廠的表現似乎自有由來，比如處理能力有限、資金投入滯后、考核指標僵化等等。

但在這種種說辭背后，我們很明顯可以察覺到，廠方運營者和政府職能部門之間的“拉鋸”：前者總是千方百計想從后者處多爭取補貼、政策優惠和“監管之便”；而后者卻只是一心想著，以最低的代價將“污水凈化”全盤丟給前者——在這種你來我往、各有算盤的局面內，雙方該怎樣更積極、更主動來改進現實狀態？

城市污水處理領域，可謂是“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一個樣本。一方面，合作方式含糊。職能部門與污水處理企業未就彼此義務、過程維護、違約后果等等充分約定，這致使契約執行環節相互推諉、摩擦不斷；另一方面，合作成果慘淡。于此，一些市場化運作的污水處理廠居然變成污染源，便是最直觀的例證。而更普遍的情況是，多數污水處理廠長期慘淡經營的狀態，且看不到改進收益的可能性。

就污水處理而言，政府部門急于甩掉“包袱”，民間企業卻無意接盤。于是，各個地方無不允諾各式優渥條件，拉攏社會資本投資建廠。但遺憾的是，此類承諾往往無法兌現。最終導致的結果是，污水廠不惜消極懈怠乃至違規操作，而環保監管機構也多半默許縱容、聽之任之……

一言以蔽之，政府部門為留住企業參與污水處理，默認以更寬松的環境執法尺度待之；而寬松的環境執法，又間接助漲了污水廠敷衍了事的底氣。

污水處理領域暴露的種種問題，它其實指向一個核心問題，也即政府部門購買公共服務或“招商引資”之時，如何才能遵從現代意義上的契約訂立范式，自一開始就能精細化確定雙方的權責利，以及建立對應的過程維護機制？

可以確信的是，只有理順了上述種種關系，捍衛住環境執法的底線，污水處理領域，才能徹底走出官商內耗、無所作為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