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以下簡稱《標準》）發布至今已近5年，其將自2012年7月1日起全面強制執行。《標準》自發布起，其所規定的106項水質檢測指標便引起行業人士熱議。如今，大限將近，各地供水水質按時全面達標紛紛面臨嚴峻考驗，這也再次引發行業人士對于《標準》制訂合理與否的反思。

在于近日舉辦的第十四期“水業高級技術沙龍”上，行業人士集聚一堂，對比發達國家，共同探討我國水質標準體系建設。飲用水水質標準作為水質標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現狀與發展也是行業人士們關注和探討的重點之一。

“數量不直接代表水平！”

據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王洪臣教授介紹，世界上代表性的飲用水水質標準有三部，分別為世界衛生組織（WHO）的《飲用水水質標準》、美國的《國家飲用水一級標準和二級飲用水標準》、歐盟的《飲用水水質指令》。此三部標準為其他國家制定本國標準的基礎或重要參考。

其中，世界衛生組織（WHO）《飲用水水質標準》規定指標數目為144個，為世界范圍內提供技術依據；美國《國家飲用水一級標準和二級飲用水標準》2009年新修訂版共有103項指標：一級標準（強制性標準）88項，二級標準（非強制性標準）15項；歐盟《飲用水水質指令》最新指標參數為48項。

我國《標準》指標數目達106項，與此前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85）》所規定的35項水質檢測指標相比，《標準》大幅度增加了有機物、微生物、消毒副產物指標。

“從指標數目來看，我國《標準》已超過美國和歐盟，但并不能說我國《標準》的科學性已超過美國和歐盟。”王洪臣解釋說，歐盟《飲用水水質指令》雖然數量少，但非常嚴格。

“數量不直接代表水平！”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環境與健康相關產品研究室主任鄂學禮也表示贊同。他指出，代表標準水平的關鍵是哪些指標是“原創”。鄂學禮建議，重點應從毒理、流行病、經濟、水處理技術四個方向出發，通過試驗摸索，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水質標準。

“水質標準不應基于‘撐桿跳’！”

“水質標準最好是讓大家踩著板凳可以夠著，而不應是基于‘撐桿跳’！”住建部水務處處長章林偉如此形象地評價水質標準的制定。

據章林偉介紹，《標準》發布之時，全國僅17個省具備106項指標的檢測能力，直至現在，也并非各省均具備此能力。

飲用水水質指標檢測能力均未具備，何談水質達標？可見，《標準》制定得有些過高。這也正是我國水質標準制定不夠科學的一個縮影。

與會行業人士紛紛呼吁水質標準的制定應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標準是一個界面，各部門應形成合力，提高其科學性。”章林偉說。

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劉文君則建議，水質標準的制定應具備開放系統，不是由一個單位，而是由一批人來做。他同時呼吁水質標準制定應重視公眾參與。

“‘原材料’不達標，談飲用水水質標準則失去意義！”

透過飲用水水質標準難達的窘態，許多行業人士將目光轉向了水源地。

據章林偉介紹，我國飲用水水質標準均是基于水源地為二類水體的前提進行制定的，而隨著水源地污染的日趨嚴重，水體水質已下降為三類。“‘原材料’標準不達標，談飲用水水質標準則失去意義！”章林偉說。

北京市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總工程師李藝也指出，應將“標準前移”，重視水源地水質標準。

據與會專業人士介紹，發達國家非常重視水源地水質。李藝稱，在德國，由于水源地水質好，80%的水廠出水無需消毒，可直接進行供給。王洪臣也表示，美國十分重視飲用水源情況，按照地表水水體指定用途區分，飲用水源位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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