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暴雨再次在多個城市肆虐，將不少現代化的都市變成了“澤國”。

回顧今年以來的城市內澇之災，人們無奈地發現，無論從軟件還是硬件來說，在防治城市內澇方面，許多問題尚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不少業內專家認為，通過完善相關法律推動防治城市內澇工作長期和根本性的轉變才是治本之道。

觀念偏差致管網建設慢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城市內澇頻頻發生的一大原因是“排水系統建設滯后”，一些城市排水管網欠賬較多，管道老化、排水標準比較低，導致內澇頻頻。

據《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統計，目前用于市政基礎設施的財政性資金僅有4%投入到排水系統維護;養護維修資金90%依靠地方財政投入，難以按標準進行定期養護維護。來自國家防總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省會以上城市的排水標準一般只有一年一遇到兩年一遇，其他城市的排水標準更低。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程曉陶認為，管網建設落后導致“水排不出去”，更為深層次的原因是經濟發展觀和官員政績觀的問題。

“在過去很短的20年、30年當中，我們的城市化由20%漲到47%，這是一個十分迅猛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更加重視的是把表面上的高樓大廈建起來，排水系統有被忽視的傾向。而且很少有城市制定了排水系統的規劃，都是發展一片做一片，缺乏長遠的規劃，而沒有骨干排水管網，各個小區只能各自為戰，水是排不出去的。”程曉陶說。

“因為我們是在經濟條件尚不十分充裕的情況下，把城市非常迅速地發展起來，再加上一些官員政績觀存在偏差，城市管理者就容易將目光集中在地面上的東西，有一點錢可能會優先解決供水、污水、交通、供電等問題。”程曉陶說，“另外，排水系統也不是每天都會用到，一年可能就是到了汛期才會發揮作用，而且到了汛期也不見得年年都會有大暴雨，有些人就會抱有僥幸心理。”

正是在這樣一種畸形的政績觀和經濟發展模式的驅使下，城市排水工作成了“舅舅不疼、姥姥不愛”的事。

另據了解，修建排水系統的投入很大，有時候1公里的管道就要花費幾百萬元乃至上千萬元的資金，個別地方政府出于政績及成本的考慮，排水系統的建造標準自然不會設計得很高。

治理城市內澇更要約束人

在今年個別城市頻頻發生內澇后，有人提出，“治愈城市內澇需未雨"籌法"”。

據了解，我國現行的防洪法在防范城市內澇方面幾乎沒有太多規定。

“過去，我們講防洪主要是指防外洪，水利部門對一些全國重點防洪城市的投入主要是修筑堤防，防御江河湖水，在這件事情上是花了很大的力氣。”程曉陶說，但是，很多暴雨災害并不是由江河湖水泛濫造成的，而是屬于暴雨內澇。

“暴雨內澇在原理上和江河湖水的泛濫不一樣。 

          防江河湖水泛濫主要是守住堤壩，但暴雨內澇需要在整個城市面上防御，這與農田不同，農田是哪里低洼就澇哪，城市現在是立體開發，地下車庫、地下商場、地鐵等受淹的情況和過去也不一樣。”程曉陶說。
因此，近年來有業內專家呼吁，應該制定專門的城市防洪法，或防治內澇法。

“只有從人治走向法治，明確職責與權益以及大家遵守的共同規則，內澇問題才能得到更好地解決。”程曉陶說，現在各地城市內澇頻繁，正是由于在城市內澇防治上存在多處法律空白，才導致問題不斷出現。

“當代城市型水災害對傳統的治水理念與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戰。”程曉陶認為，不僅要考慮怎么合理調配水，還要考慮怎么約束人。但問題是，“法律制度的缺乏導致無法協調全社會的力量來做這件事”。

據程曉陶介紹，防洪分為兩方面:一個是防外洪，一個是防內澇。在我國，防治洪澇災害急需“轉變理念”從“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轉變。

“一些國家之所以能較好地解決城市排水難題，是因為在諸如法律、資金投入、管理等各方面都達到了一個較為均衡的狀態。”程曉陶說，我國的治水理念、管理體制與運作機制的調整與完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基于洪水風險的利害關系是客觀存在的，并且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日趨復雜，必須采取法律、行政、工程等綜合性手段，才能得以合理地調整。這是洪水風險管理的本質。而在上述構建過程中，法律是一個最基本的約束。

記者了解到，在一些發達國家，防范城市內澇早已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比如，美國防城市內澇的法律制度，對城市內澇防范、治理措施等規定得較為詳盡;德國有《城市內澇保險法》，不僅減輕了政府的防洪負擔和壓力，也培養了公民防洪意識;日本有《下水道法》，對下水道的排水能力和各項技術指標都有嚴格規定。